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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思想對西漢有著怎樣的影響?
2023/12/05

繼漢景帝削藩之后,漢武帝對西漢封建制度進行深入改革,最終解決了西漢諸侯分權問題。

作為漢武帝時期的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曾把儒學推至獨尊地位,使經學對西漢中后期的政治實踐產生重要影響。

那麼《春秋繁露》著作中是否有關于西漢封建制度的構建,其制度構建在西漢中后期的諸侯管理、封建制度改革產生什麼影響?

封建諸侯原因

漢初至武帝時期,西漢封建制度已經施行60多年,封建制度的弊端亦在不斷曝出,并于景帝三年達到頂峰。

武帝即位后,是否要繼續施行封建制度?君臣之間對此問題進行了數次爭論。

《史記·三王世家》記載漢廷大臣奏請武帝封建三皇子為諸侯王,武帝對其奏請進行了否定并下詔書日:

益聞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并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聯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聯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腦何勸?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漢武帝認為《禮》中規定諸侯身為支子,不能祭祀祖宗之廟,所以大臣所說的「并建諸侯所以重社稷」的理由并不能成立。

此外,漢武帝認為皇子年幼,尚沒有治理封地的能力,如果封建他們為諸侯王,將無法使股腦信服,無法引導賢者為國家效力,所以,否定了漢廷的奏請。

漢大臣再次奏請封建皇子,理由為: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

大臣從社會身份等級,尊率貴角度分析,認為諸侯王的兒子已位至諸侯王,而皇帝的兒子卻封為列侯,于尊卑貴賤制度相矛盾,所以應該封建皇子為諸侯王。此份奏疏「奏未央宮,留中不下」即。

針對上述記載,有學者認為「武帝在立三子為王時故意文飾其分封之意,從而使得分封過程頗為曲折,究其原因是因為推恩令的全面貫徹執行。

武帝一方面強迫前帝所立諸侯王分封子弟為列侯,另一方面又想立已子為諸侯王,于是不得不做一番表面文章以平息物議」。

此推論有一定道理,但此觀點可能尚有商榷的余地。首先,漢初即施行封建皇子為王制度,漢武帝封建三皇子為王,完全符合漢制,恐不需要作表面文章。

第二,武帝皇子為諸侯王之后,仍需執行推恩令,似不需要「平息物議」。第三,漢朝未強迫諸侯王分封子弟為列侯,如「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

第四,漢武帝是一位積極進取、勇于探索、銳意改革的皇帝,上述分析恐不符合漢武帝 行事風格。

大臣的第二次奏疏「留中不下」,即表明漢 武帝并未完全認同大臣的理由,所以,才留中,遲遲不予批復。

類似奏疏留中不下的,如,漢昭帝時,燕王旦與漢朝臣勾結,預備讓「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此處出現的「帝不肯下」與「留中不下」意思相同,表明皇帝一定程度上并不贊同大臣的奏對。

鑒于此,漢武帝對是否繼續封建皇子為諸侯王問題,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認識,并非在做表面文章。

漢武帝從天道、君王職責、國家治理的出發,對封建制度進行重新思考,認為「天非為君生民也」,君王只是上天選中的負責治理民眾的人。

故君王不應該把治民權交給自己「未教成」的兒子,這樣將無法使輔佐君主得力的大臣信服,即于「股腦何勸」。

但大臣出于對劉姓宗廟祭祀、劉姓皇家子孫身份等級角度進行思考,認為應該封建皇子,導致君臣之間就封建制度的存廢問題產生分歧。

類似的場景在秦朝廷上亦曾出現過,當時 部分大臣主張施行封建制,而李斯力排眾議,堅持施行郡縣制。

漢初因形勢需要,劉邦施行郡縣與封建并行制,60多年后,該問題再次擺在朝堂之上。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血緣家族觀念。

在當時仍然占據一定的社會地位,但「天下為公」的進步思想對舊制度的改革具有強烈的現實要求。

相較于諸大臣而言,董仲舒在《諸侯》篇對封建諸侯原因進行了獨特的分析,董仲舒認為: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天雖不言,其欲糖足之意可見也。

古之圣人見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于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

而建國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聞之也,諸侯之為言猶諸侯也。

同董伸舒認為天道在于生民、養民、活民,故圣人懂得天道后,秉持厚待子民、使民得利的原則,將距離京城較遠、天子不能親自治理的地方,分割給諸侯,使其為天子治理民眾。

董仲舒指出諸侯和古時天子的偵察兵一樣,是天子派往地方的「耳目」,是彌補君王「目不能見」「耳不能聞」的一種措施。

董仲舒立足于天道、君道、國家治理的角度,并結合客觀環境: 地理位置偏遠、交通困難考,闡述了古代必須封建諸侯的原因。

諸侯專討、專地問題

諸侯專討

漢初,諸侯皆有一定的兵力。漢文帝即位后,鑒于齊王發兵事件,僅從政策角度規范了諸侯王發兵流程,但并未從經學角度對其政策進行理論闡述。

漢初百家并列,關于諸侯擁兵問題,莫終于是,并未形成統一認識。

我們知道,當政者預備進行改革時,尤其當新政策有損既得利益者時,既得利益者將對新政策產生排斥、逆反心理,這不僅不利于新政策的施行,同時將有損漢中央的權威性。

所以,要想使新政策得以有效施行,首先必須從思想方面對既得利益者進行教育,使其從心理上認同諸侯擁兵的不正當性,然后順利接受漢中央的改革措施。

董仲舒提倡「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學政治地位,為漢中央統一思想認識,做出來重要貢獻。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莊王》中對此問題進行關涉:楚莊王殺陳夏征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 ......是故齊桓不子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子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候之得,殆此矣。

董仲舒認為雖然楚王所殺的夏征舒是就君叛臣,楚靈王所殺的慶封罪大惡極,但他們在發兵之前并未得到周王的允許,因此《春秋》 對他們施行貶稱,分別稱其為楚人和楚子,而非楚王。

董仲舒認為諸侯在沒有天子允許的條件下不得擅自用兵,否則違背禮制,并在《王道》 中指出「君親無將,將而誅」。

明確否定了君王親屬擁兵的正當性,劃清了君王(公權) 與君親(私權)在兵權上的界限,為漢天子的最高軍事統轄權的合法性做了理論闡述,為西漢中后期諸侯王兵權的解除做了思想上準備。

下面我們通過對比漢初和西漢中后期的兩個案例,認識不同時期,漢廷對待諸侯專討問題的態度和措施。

漢初,呂后死后,齊王在「非有漢虎符驗也」的情況下,擅自發兵,雖然未出齊圍,但仍有發兵之實,事態平息之后,灌嬰責問教峻者魏勃擅自發兵之事,魏勃答曰:

「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雜。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

漢初齊王擅自發兵,漢朝只是罷免了教暖者魏勃并未 對齊王進行相應的處置。原因一是當時 文帝剛即位,根基不穩,不便處置齊王。

二是因為漢初沒有對齊王行為進行定罪的法律或禮制依據,故最終罷免齊王教者。武帝時期,淮南王劉安謀反,膠西王以春秋「臣無將,將而誅」

為由,判劉安當伏法。

此后,無論諸侯王出于何種原因(自衛或謀反),凡私自制造、窩藏武器者,無論有沒有謀反之實,一旦被發現即視為謀反罪,可見,諸侯不得專討思想實現了漢廷對軍事權的有效控制。

諸侯專地

戰國時期,周天子弱,無法控制局面,諸侯不尊重周天子,專地之事已司空見慣。漢初劉邦封建同姓子弟為王,各諸侯王皆擁有數城封地,且劉邦規定諸侯封土可以世世傳遞給子孫。

這是體現諸侯封君身份的重要標志之一。這點與一般更員之間具有實質性區別,如漢代有的「更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但他的任職之地不能傳給他的子孫。

諸侯的封地可以世代繼承,那封地的處置權究竟在誰?不同時期,漢廷對此問題的認識并不相同。

賈誼是漢文帝時期重要人物,其思想對漢文帝 曾產生一定影響。賈誼在《五美》中指:

諸候之君......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 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候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于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賈誼認為諸侯王的封土是劉邦(高祖)的祖業,故封地的所有權屬于諸侯王,所以,主張漢朝在處置諸侯封地時,應該給予諸侯對等的補償。

薄昭在給準南厲王書信中亦言:「(大王)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薄昭、袁昂皆把諸侯封地視為祖業或家產。

吳楚七國之亂時,景帝對于袁昂的說辭,亦是「默然,良久曰:‘頤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景帝「謝天下」表明他承認自己不應該削奪諸侯王之地,也就意味著當時把諸侯王封地視為祖業的觀點仍占主流。

當然,關于此問題,時人亦有不同的看法。如博士韓嬰認為:「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

韓嬰「對黃帝的批評,是反對將政權視為家庭產業,由家長作任意的分配,這是徹底地天下為公的精神表現」,與韓嬰持相似態度的有晁錯,晁錯認為「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從史料記載看,漢文帝和漢景帝對此問題的前后態度皆發生了變化,并最終向社會主流觀念妥協。

如漢文帝開始傾向于韓嬰觀點,認為天下為公,不應以私害公。因此,當準南厲王犯法,遷蜀郡,死于途中時,漢文帝將準南之地一分為四并收歸漢朝。

漢文帝的此行為遭到奧論的譴責,尤其以「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米,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的民謠影響力最大。

漢文帝迫于奧論壓力,最終「追尊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以此向天下人證明自己是為天下大計,而非貪圖準南王之地。漢景帝殺晁錯以謝天下。

漢文景帝對諸侯封地處置措施的前后藩輔,說明漢初無論在思想認識上,還是漢廷實力方面,皆沒有做好收回諸侯封地處置權的準備,尤其對于封地歸屬性問題,漢廷尚缺乏統一的認識。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王道》篇中討論了此問題。

他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指出「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日,即天子在,諸侯不得擅自處置天子的土地,諸侯的封地應歸天子處置。

該思想從經學角度闡述了天子處置諸侯封土的正當性。在董仲舒春秋決獄倡導下,漢廷用諸侯不得專地思想,處置了漢承相匡衡專地盜土案。

匡衡以精通《詩》經義受漢元帝重視,位居承相高位,身為漢丞相,本應懂得諸侯不得專地,卻因貪焚最終失去侯位。

諸侯爵位繼承

董仲舒在《觀德》篇中指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皆取于天道,指出「天之所棄,天下弗祜」

間,該思想在漢宣帝時期得到一定發展和應用。

豫章太守認為海昏侯劉賀的酶位繼承者數次短命而亡,是上天要斷絕海昏侯劉賀的血祭,使其不能成為封國太祖,故奏請皇帝應該遵從天意,絕海昏侯劉賀的封國。

此處的「禮」應當是董仲舒《觀德》篇中的「天之所棄,天下弗花」發展。在董仲舒天道思想指導下,漢廷其他人員亦認同豫章太守奏言,認為劉賀已經被上天放棄,不當為海昏侯劉賀立嗣,海昏侯國在宣帝時期被廢除。

在諸侯爵位繼承問題上,除了漢初劉邦規定的「子孫繼嗣」標準外,西漢中后期,董仲舒的天道觀亦成為判斷諸侯爵位繼承的條件。

董仲舒推動了儒學在漢朝正統地位的確立,儒學大一統思想、崇君抑臣思想為西漢中后期封建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判斷標準,為封建制向郡縣制的轉化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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