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漢景帝削藩之后，漢武帝對西漢封建制度進行深入改革，最終解決了西漢諸侯分權問題。
作為漢武帝時期的著名儒學大師董仲舒曾把儒學推至獨尊地位，使經學對西漢中后期的政治實踐產生重要影響。
那麼《春秋繁露》著作中是否有關于西漢封建制度的構建，其制度構建在西漢中后期的諸侯管理、封建制度改革產生什麼影響？
漢初至武帝時期，西漢封建制度已經施行60多年，封建制度的弊端亦在不斷曝出，并于景帝三年達到頂峰。
武帝即位后，是否要繼續施行封建制度？君臣之間對此問題進行了數次爭論。
《史記·三王世家》記載漢廷大臣奏請武帝封建三皇子為諸侯王，武帝對其奏請進行了否定并下詔書日：
益聞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并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聯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聯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腦何勸？ 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漢武帝認為《禮》中規定諸侯身為支子，不能祭祀祖宗之廟，所以大臣所說的「并建諸侯所以重社稷」的理由并不能成立。
此外，漢武帝認為皇子年幼，尚沒有治理封地的能力，如果封建他們為諸侯王，將無法使股腦信服，無法引導賢者為國家效力，所以，否定了漢廷的奏請。
漢大臣再次奏請封建皇子，理由為：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
大臣從社會身份等級，尊率貴角度分析，認為諸侯王的兒子已位至諸侯王，而皇帝的兒子卻封為列侯，于尊卑貴賤制度相矛盾，所以應該封建皇子為諸侯王。此份奏疏「奏未央宮，留中不下」即。
針對上述記載，有學者認為「武帝在立三子為王時故意文飾其分封之意，從而使得分封過程頗為曲折，究其原因是因為推恩令的全面貫徹執行。
武帝一方面強迫前帝所立諸侯王分封子弟為列侯，另一方面又想立已子為諸侯王，于是不得不做一番表面文章以平息物議」。
此推論有一定道理，但此觀點可能尚有商榷的余地。首先，漢初即施行封建皇子為王制度，漢武帝封建三皇子為王，完全符合漢制，恐不需要作表面文章。
第二，武帝皇子為諸侯王之后，仍需執行推恩令，似不需要「平息物議」。第三，漢朝未強迫諸侯王分封子弟為列侯，如「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
第四，漢武帝是一位積極進取、勇于探索、銳意改革的皇帝，上述分析恐不符合漢武帝 行事風格。
大臣的第二次奏疏「留中不下」，即表明漢 武帝并未完全認同大臣的理由，所以，才留中，遲遲不予批復。
類似奏疏留中不下的，如，漢昭帝時，燕王旦與漢朝臣勾結，預備讓「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此處出現的「帝不肯下」與「留中不下」意思相同，表明皇帝一定程度上并不贊同大臣的奏對。
鑒于此，漢武帝對是否繼續封建皇子為諸侯王問題，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認識，并非在做表面文章。
漢武帝從天道、君王職責、國家治理的出發，對封建制度進行重新思考，認為「天非為君生民也」，君王只是上天選中的負責治理民眾的人。
故君王不應該把治民權交給自己「未教成」的兒子，這樣將無法使輔佐君主得力的大臣信服，即于「股腦何勸」。
但大臣出于對劉姓宗廟祭祀、劉姓皇家子孫身份等級角度進行思考，認為應該封建皇子，導致君臣之間就封建制度的存廢問題產生分歧。
類似的場景在秦朝廷上亦曾出現過，當時 部分大臣主張施行封建制，而李斯力排眾議，堅持施行郡縣制。
漢初因形勢需要，劉邦施行郡縣與封建并行制，60多年后，該問題再次擺在朝堂之上。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血緣家族觀念。
在當時仍然占據一定的社會地位，但「天下為公」的進步思想對舊制度的改革具有強烈的現實要求。
相較于諸大臣而言，董仲舒在《諸侯》篇對封建諸侯原因進行了獨特的分析，董仲舒認為：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天雖不言，其欲糖足之意可見也。
古之圣人見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于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
而建國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聞之也，諸侯之為言猶諸侯也。
同董伸舒認為天道在于生民、養民、活民，故圣人懂得天道后，秉持厚待子民、使民得利的原則，將距離京城較遠、天子不能親自治理的地方，分割給諸侯，使其為天子治理民眾。
董仲舒指出諸侯和古時天子的偵察兵一樣，是天子派往地方的「耳目」，是彌補君王「目不能見」「耳不能聞」的一種措施。
董仲舒立足于天道、君道、國家治理的角度，并結合客觀環境： 地理位置偏遠、交通困難考，闡述了古代必須封建諸侯的原因。
諸侯專討
漢初，諸侯皆有一定的兵力。漢文帝即位后，鑒于齊王發兵事件，僅從政策角度規范了諸侯王發兵流程，但并未從經學角度對其政策進行理論闡述。
漢初百家并列，關于諸侯擁兵問題，莫終于是，并未形成統一認識。
我們知道，當政者預備進行改革時，尤其當新政策有損既得利益者時，既得利益者將對新政策產生排斥、逆反心理，這不僅不利于新政策的施行，同時將有損漢中央的權威性。
所以，要想使新政策得以有效施行，首先必須從思想方面對既得利益者進行教育，使其從心理上認同諸侯擁兵的不正當性，然后順利接受漢中央的改革措施。
董仲舒提倡「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學政治地位，為漢中央統一思想認識，做出來重要貢獻。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莊王》中對此問題進行關涉：楚莊王殺陳夏征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 ......是故齊桓不子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子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候之得，殆此矣。
董仲舒認為雖然楚王所殺的夏征舒是就君叛臣，楚靈王所殺的慶封罪大惡極，但他們在發兵之前并未得到周王的允許，因此《春秋》 對他們施行貶稱，分別稱其為楚人和楚子，而非楚王。
董仲舒認為諸侯在沒有天子允許的條件下不得擅自用兵，否則違背禮制，并在《王道》 中指出「君親無將，將而誅」。
明確否定了君王親屬擁兵的正當性，劃清了君王（公權） 與君親（私權）在兵權上的界限，為漢天子的最高軍事統轄權的合法性做了理論闡述，為西漢中后期諸侯王兵權的解除做了思想上準備。
下面我們通過對比漢初和西漢中后期的兩個案例，認識不同時期，漢廷對待諸侯專討問題的態度和措施。
漢初，呂后死后，齊王在「非有漢虎符驗也」的情況下，擅自發兵，雖然未出齊圍，但仍有發兵之實，事態平息之后，灌嬰責問教峻者魏勃擅自發兵之事，魏勃答曰：
「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雜。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
漢初齊王擅自發兵，漢朝只是罷免了教暖者魏勃并未 對齊王進行相應的處置。原因一是當時 文帝剛即位，根基不穩，不便處置齊王。
二是因為漢初沒有對齊王行為進行定罪的法律或禮制依據，故最終罷免齊王教者。武帝時期，淮南王劉安謀反，膠西王以春秋「臣無將，將而誅」
為由，判劉安當伏法。此后，無論諸侯王出于何種原因（自衛或謀反），凡私自制造、窩藏武器者，無論有沒有謀反之實，一旦被發現即視為謀反罪，可見，諸侯不得專討思想實現了漢廷對軍事權的有效控制。
諸侯專地
戰國時期，周天子弱，無法控制局面，諸侯不尊重周天子，專地之事已司空見慣。漢初劉邦封建同姓子弟為王，各諸侯王皆擁有數城封地，且劉邦規定諸侯封土可以世世傳遞給子孫。
這是體現諸侯封君身份的重要標志之一。這點與一般更員之間具有實質性區別，如漢代有的「更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但他的任職之地不能傳給他的子孫。
諸侯的封地可以世代繼承，那封地的處置權究竟在誰？不同時期，漢廷對此問題的認識并不相同。
賈誼是漢文帝時期重要人物，其思想對漢文帝 曾產生一定影響。賈誼在《五美》中指：
諸候之君......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 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候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于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賈誼認為諸侯王的封土是劉邦（高祖）的祖業，故封地的所有權屬于諸侯王，所以，主張漢朝在處置諸侯封地時，應該給予諸侯對等的補償。
薄昭在給準南厲王書信中亦言：「（大王）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薄昭、袁昂皆把諸侯封地視為祖業或家產。
吳楚七國之亂時，景帝對于袁昂的說辭，亦是「默然，良久曰：‘頤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景帝「謝天下」表明他承認自己不應該削奪諸侯王之地，也就意味著當時把諸侯王封地視為祖業的觀點仍占主流。
當然，關于此問題，時人亦有不同的看法。如博士韓嬰認為：「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
韓嬰「對黃帝的批評，是反對將政權視為家庭產業，由家長作任意的分配，這是徹底地天下為公的精神表現」，與韓嬰持相似態度的有晁錯，晁錯認為「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從史料記載看，漢文帝和漢景帝對此問題的前后態度皆發生了變化，并最終向社會主流觀念妥協。
如漢文帝開始傾向于韓嬰觀點，認為天下為公，不應以私害公。因此，當準南厲王犯法，遷蜀郡，死于途中時，漢文帝將準南之地一分為四并收歸漢朝。
漢文帝的此行為遭到奧論的譴責，尤其以「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米，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的民謠影響力最大。
漢文帝迫于奧論壓力，最終「追尊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以此向天下人證明自己是為天下大計，而非貪圖準南王之地。漢景帝殺晁錯以謝天下。
漢文景帝對諸侯封地處置措施的前后藩輔，說明漢初無論在思想認識上，還是漢廷實力方面，皆沒有做好收回諸侯封地處置權的準備，尤其對于封地歸屬性問題，漢廷尚缺乏統一的認識。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王道》篇中討論了此問題。
他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指出「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日，即天子在，諸侯不得擅自處置天子的土地，諸侯的封地應歸天子處置。
該思想從經學角度闡述了天子處置諸侯封土的正當性。在董仲舒春秋決獄倡導下，漢廷用諸侯不得專地思想，處置了漢承相匡衡專地盜土案。
匡衡以精通《詩》經義受漢元帝重視，位居承相高位，身為漢丞相，本應懂得諸侯不得專地，卻因貪焚最終失去侯位。
董仲舒在《觀德》篇中指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皆取于天道，指出「天之所棄，天下弗祜」間，該思想在漢宣帝時期得到一定發展和應用。
豫章太守認為海昏侯劉賀的酶位繼承者數次短命而亡，是上天要斷絕海昏侯劉賀的血祭，使其不能成為封國太祖，故奏請皇帝應該遵從天意，絕海昏侯劉賀的封國。
此處的「禮」應當是董仲舒《觀德》篇中的「天之所棄，天下弗花」發展。在董仲舒天道思想指導下，漢廷其他人員亦認同豫章太守奏言，認為劉賀已經被上天放棄，不當為海昏侯劉賀立嗣，海昏侯國在宣帝時期被廢除。
在諸侯爵位繼承問題上，除了漢初劉邦規定的「子孫繼嗣」標準外，西漢中后期，董仲舒的天道觀亦成為判斷諸侯爵位繼承的條件。
董仲舒推動了儒學在漢朝正統地位的確立，儒學大一統思想、崇君抑臣思想為西漢中后期封建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判斷標準，為封建制向郡縣制的轉化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
嚴禁無授權轉載，違者將面臨法律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