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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崇禎帝真的藏了很多「私房錢」,且不愿拿出來補充軍餉嗎
2023/10/26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這時候的北京城已然寒風凜凜,路有凍死骨已經不是新鮮事,連續的兵禍加瘟疫,已經讓這個城市的精神先于軀體而泯滅,一切都在等待著結束。這時候一個名叫趙士錦的年輕人奉命擔任工部營繕司的員外郎。他上任以后,首先接管的是皇朝的國庫之一——節慎庫。這個國庫的儲存如何呢?「…新庫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庫中……只千余金…外只有錦衣衛解來加納校尉銀六百兩,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貯書辦處,為守城之用。」加在一起,一共四千二百多兩。守衛的老軍告訴趙士錦說:「萬歷年時,老庫滿,另置新庫。新庫復滿,庫廳及兩廊俱貯足,今不及四千金」。這一段畫面極為貼切地反應了明朝末期的財政現實,被詳細地記錄在了趙士錦的回憶錄《甲申紀事》里,而這段畫面也因此被人所熟知。 上圖_ 明末農民起義很顯然,國家已經極端貧困。在財政嚴重匱乏的情況下,且不說與滿清、農民軍作戰,就是維護國家的正常運轉都成了個問題。因此在這個時候,崇禎皇帝選擇向諸位大臣「勸捐」

——希望大家捐款救國。可大臣們的反應相當消極、乃至滑稽:除了太監王永祚、王德華、曹化淳各捐五萬兩以外,朝中官員大多發揮鐵公雞精神,比如內閣次輔魏藻德捐款五百兩(這還不如不捐)。更有趣的是國丈周奎,死死不肯捐款,女兒周皇后拿出五千兩讓他做表率,他卻從中克扣了兩千、拿出剩下的三千兩捐出。皇帝岳丈、文臣領袖如此表率,其他大臣可想而知?所以北京城的高官們,一改日常行為規律,出門不再乘轎子,穿衣服也要破破爛爛,更有趣的是在自家大門寫上「此屋出售」四個大字,以示自己「毀家紓難」。與其說是做給崇禎帝看的,倒不如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自娛自樂。崇禎不會相信他們沒錢——就像他們不相信崇禎沒錢一樣。歷史的踐行者李自成已經為我們證實,這些大臣確實非常有錢。但似乎從崇禎時代開始、直到現在,崇禎皇帝「內帑私藏甚多」的聲音也從未銷跡,甚至成為主流。這個說法從何而起?

上圖_ 崇禎皇帝,朱由檢(1611年—1644年)

最初的版本,大抵在李自成離開北京時流傳開的。

在張岱先生的《石匱書后集》中有這麼一處記載:「賊大驅騾馬與駱駝載金銀往陜西,舊有鎮庫金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明季北略》中也幾乎相同:「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簡單計算一下,單單白銀一項大約是185萬萬兩。這是個什麼概念?清初康熙中期,整個清政府財政收入約為四千萬兩白銀一年——要收四百六十多年才夠這一筆,總之這個數字我是不信的。

上圖_ 《明季北略》是由計六奇編寫的書籍。記載明萬歷至崇禎時期北方地區史實的史書。

另一個盛傳的版本,認為白銀為三千七百萬兩,倒顯得更貼合實際。

持有這種說法的,有楊士聰。他的《甲申核真略》中說「內有鎮庫錠,五百兩為一錠,鑄有永樂年字,每馱二錠,無物包裹,黃白溢目……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兩,金若干萬。」白銀的大量流入是在嘉靖初年才開始,而白銀繳稅則在萬歷初張居正改革以后,此前尤其是洪永年間,繳稅大多為實物稅、市面流通多為鑄錢。而正式遷都北京是在永樂十八年,也就是說永樂時代,北京作為首都只有四五年的時間,這個時間段要收取足夠的白銀來鑄作這些五百兩的大型銀錠,很是困難。

上圖_ 張居正改革

第三個版本

還是趙士錦的《甲申紀事》,里面提到:「闖破城后,日以內庫銀騾車運至西安。

見其錠上有鑿萬歷八年字者,聞內庫銀用至萬歷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這就有點不現實了。真正推行大規模白銀征稅的、正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施行以后,此后才有源源不斷的白銀被輸送進來。而萬歷八年,一條鞭法施行才七八年,在此以前收取的白銀,竟然連戰亂、饑荒、瘟疫并發的明末都用不完,不合乎常理。比如具備超常聚斂能力的萬歷皇帝,在開礦的加持下:萬歷二十五年入18140兩、二十六年入149239兩、二十七年入533164兩,年均二十五萬多兩,這是相當高的收入。而明朝從撫順之戰到廣寧之戰四年間的軍費即高達三千萬兩,其中多由內帑出;而光宗一登基就用內帑賞賜九邊二百萬兩;并且內帑包括京師武官以及宮殿修繕的費用。要說內庫「(萬歷)八年以后俱未用也」,著實不可信。

上圖_ 明朝末的銀錠張岱先生以及他的好友許重熙等都是明末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自然不可能對歷史有粉飾或扭曲。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經歷者、卻非那場事變的親歷者,因此記錄在案的,更多的是當時來自北方的傳聞,而傳聞是不牢靠的——比如李自成的部隊離開時,當然不愿意說金銀是拷打京城官員得來的、而更愿意說是劫掠自皇帝內帑。支持這一觀點的,是明末文學家毛奇齡,他在《后鑒錄》中記載道:「…拷索銀七千萬兩,侯家什三,閹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余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賊聲言得自內帑,惡拷索名也。」他便認為,闖軍之所以說是得之「內帑」,是害怕被人知道他們嚴刑拷打京官的事跡。談遷在《國榷》中也記錄:「所掠輸共七千萬,大約勛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賈十之二。先帝減膳撤懸,布衣蔬食,銅錫器具盡歸軍輸,城破之日,內帑無數萬金,賊淫掠既富,揚言皆得之大內,識者恨之。」他也認為,闖軍所獲得的,大多都是勛戚宦官以及百官與商賈,只不過托名「得之大內」

上圖_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如果說萬歷皇帝二十多年「開礦」斂財給人印象過于深刻、以至于民間同樣認為崇禎很富有,那麼身在京城、近在君側的大臣們也「堅信」崇禎皇帝的富有、恐怕就是一種博弈的手段了。所以當眾臣敦促皇帝以內帑填補軍費,崇禎說:「今日內帑難告先生」時,他們依舊認定崇禎很富有;崇禎夫婦典賣宮中器具、修補破損衣服也被認定是吝嗇所致。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兵入山西,宣府、大同陷落之際,崇禎君臣想起了遼東勁旅吳三桂部。在二月二十號,崇禎皇帝召見吳襄(吳三桂父)與他商議吳三桂支援的事情,吳襄說要調集這些部隊入關,需軍餉百萬,崇禎回答:「內庫只存七萬,搜集一切金銀雜物補湊,也不過二三十萬」

,吳襄便像商人般否定了這樁「生意」。

上圖_ 吳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明眼人一看便知:吳三桂部不來,北京必定陷落,除非遷都南京、否則君臣必然被俘或被殺。但這時,陳演、魏藻德還有吳襄等人依舊反對調吳三桂支援、也依舊反對南遷,似乎在期盼著京師陷落、明朝滅亡。事實證明,他們就是如此期待的,等李自成一到,便長跪以求任用。所以他們「認定」明皇有的是錢、堅稱自己家無余財,不過是個借口逃避為這個王朝出力罷了。或許明亡之前的某天,陳演碰到魏藻德,對他說道:「皇帝家累財矩萬,不必我等捐餉」,魏藻德聽罷,仰面哈哈大笑。

參考資料:李潔非《龍床》、樊樹志《晚明史》、趙士錦《甲申紀事》、毛奇齡《后鑒錄》、談遷《國榷》、楊士聰《甲申核真略》、張岱《石匱書后集》、計六奇《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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