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盤龍石硯是古代雕刻藝術的瑰寶，是國家文物精品中唯一刻有如此豐富內涵的銘文的精美古硯， 其盤龍雕刻綜合運用多種雕刻技法，實現了藝術價值與實用價值的高度統一。
凸顯龍文化中「駕六龍而御天」的主題，盤龍石硯的主人應為東漢晚期的一個公侯級人物，可能是東武陽侯具瑗。
「中華第一龍」出土30多年以來，圍繞龍文化展開了多方位的討論與探索，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年來， 學術界針對龍虎陪護的西水坡45號墓墓主人的身份問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探討， 各有依據，使本來已經熱炒多年的老話題又翻騰起來。
濮陽為龍文化源頭重要發現地之一， 對龍文化的傳承與嬗變的鏈條、脈絡和規律的思考還不充分，甚至有人認為，在濮陽市范圍內，從西水坡出土的6500年前的蚌殼擺塑龍到發現唐宋時期的石雕、瓷塑龍，其間大約有5000年的龍文化斷檔。
南樂縣東漢大墓出土的帶有銘文的盤龍石硯，就是龍文化演變鏈條上的一個很好的實物例證， 該盤龍石硯以「駕六龍而御天」為主題，內蘊豐厚，其雕刻藝術令人驚嘆。
1978年冬， 河南省南樂縣福堪公社宋耿洛村村民在農田基本建設中發現了一座古墓，安陽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南樂縣文化館聞訊，即對其展開搶救性發掘，經專家確認，是一座東漢諸侯大墓。
因基地還有其他墓葬，所以編號為「南樂宋耿洛1號墓」（簡稱M1）。 又因為該墓所處為一座高台地，俗稱「赫胥陵」，故又稱「赫胥陵1號東漢墓」。
墓葬出土文物豐富，盤龍石硯就是其中的一件非常引人關注的文物，《中原文物》《考古與文物》先后發表了簡報和評論文章，《河南日報》也在頭版顯著位置作了介紹。
石硯現收藏在河南博物院，是重要的「鎮院之寶」之一，由專柜陳展，曾作為《河南考古》一書的封面圖案， 其雕刻技藝之精湛、內涵意蘊之豐富，堪稱東漢石雕藝術的瑰寶，幾次被選為文物精品在多個國家巡回展出。
盤龍石硯高12.8厘米，直徑32.3厘米，圓形，由硯蓋和硯座兩部分組成。硯蓋上高浮雕雕刻6條飛龍，如破浪升騰，濺起一周浪花， 用陰刻線雕表現出來，十分生動，活龍活現。
盤龍硯的把手（也稱硯蓋鈕）在6龍之間，圓柱形，正中刻一「君」字。 硯座為平面，右側雕刻一個凹槽，配有一圈精細的紋飾，儼然成了一只耳杯。
底部呈弧形，正中間有篆書「五珠」兩個字，三只硯足的斷面近似于圓三角形。 最關鍵的是硯蓋與硯座的扣合處有一周銘文，漢隸風格，書藝精美。
銘文共42字，加上硯底的「五銖」和硯把手中間的「君」字，整個盤龍硯共有銘文45字，分為隸書與篆書兩種。 銘文包括帝王年號、年月干支、硯主人官階、俸祿職秩、祈冀吉祥語等。
石硯又有銘文，更加珍貴和稀有，至今為全國首例。 從銘文中可知，石硯的年代至遲在東漢桓帝延熹三年，即公元160年，歲次庚子，距今1858年。
硯文中提供了這樣的信息：這年的七月七日，硯主任擢升為刺史，享受二千石的俸祿，封為公卿級的官職。
關于這一石硯的文化命名問題，有學者根據硯蓋上用多種技法雕刻成6條飛龍， 盤旋纏繞，簇擁著一個刻有「君」字的寶珠，稱為「六龍拱珠」。
這實際上是一幅「駕六龍而御天」的生動漢畫圖像，是「天子駕六」習俗的再現與反映， 突顯的是升仙思想。
通常認為，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與徽幟。仔細觀察分析濮陽市南樂縣宋耿洛M1出土的這一東漢石硯上的6條飛龍，其 文化內涵是十分豐富的。
它雖然在整體風格上與秦漢以來的龍圖案相近，但因為使用了圓雕的技法， 更加凸顯了秦漢時期龍的遒勁與張揚，活生生6條靈物交織在一起，脫淵而起，欲升天際。
雕刻藝術家為了增加神龍的「上可升天，下可沉淵」的非凡氣勢， 不僅給龍刻上了翅膀，而且在龍身上刻上了龍鱗，在龍頭上刻上了龍角。
對比《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的描述，東漢石硯上這6條龍應為蛟龍、應龍與虬龍的混合體，更顯得神圣、威嚴與神秘。
1850多年前的藝術大師把有鱗、有角、能飛游三種不同特質的龍的形象匯聚于一身， 別具匠心，一定有其設計初衷。
這種特殊的靈物出現在盛行讖緯迷信的東漢時期， 其欲表現的是龍的神奇、硯主人的尊貴及硯本身的至珍程度，可想而知。
當時石硯的設計、創作與構圖想必把各種不同靈性的龍作了對比，然后決定取舍，別出心裁，暗合了《周易·乾卦》「乘六龍而御天」的意蘊， 不僅反映了硯主人的富貴，又折射出硯主人乘龍御天、幻想升仙的意念。
這種「駕六龍而御天」的畫面， 實際是戰國時期「天子駕六」規制式微衰落以后，在顯貴的官宦、公侯間濫用、僭越的表現。這種現象在東漢時期雖屢見不鮮，但把這一題材刻在文房之寶的石硯面上，目前所見還是首次。
南樂出土的東漢盤龍石硯一身集多種雕刻技藝，采用浮雕、透雕、圓雕、線雕、鏤空雕、陰雕、陽雕、減底雕等技法，制就10余種圖案和紋飾，精湛的技藝得到了充分發揮。
首先， 為了突出龍的神圣性，大膽使用圓雕加鏤孔的透雕技法，力求立體效果。陽雕技法的實施主要集中在龍頭部分，如龍角、龍嘴、龍耳等，而龍眉卻采用陰雕，使兩眉棱角分明。
其次， 陰線刻法集中在龍身上，細致入微，用以表現龍翅膀上的羽毛、龍身上的甲片等。而高浮雕和淺浮雕相結合的技法，則用于飛龍出水那一瞬間的龍身部分，圖案定格在轉瞬即逝的剎那間，把飛龍出水的磅礴氣勢描繪得淋漓盡致。
再次，鏤空雕刻技法是整個石硯雕刻最出彩的一筆，刻畫龍頸、龍首及龍爪的神態，既符合實用的需要，又使得古代美學上的「虛」
與「實」構思渾然一體， 顯現出東漢時期夸張又務實、寫意兼工筆的藝術思維。又次， 在意境與精神層面，古代工匠在選材方面細心考究，十分挑剔。盤龍硯蓋用藍青石雕刻，細膩光亮，象征蔚藍的天穹，與盤旋升騰的6條飛龍，共同構成了一幅硯主人騎乘「龍蹻」冉冉飛升的升仙圖。
硯座采用棕褐色石料，象征蒼茫大地。而在「天地」之間鐫刻蓮花、波浪紋飾，大有「人間紅塵」的寓意， 6條龍從滄海間騰空而起，構筑飛龍在天的意蘊。
最后，在表現主題方面，雕刻者意欲表現硯主人「乘龍御天」的升仙思想，卻不刻畫硯主人的形象，僅使飛龍烘托一個「君」字，巧妙地反映了主題， 突顯了「藏」「露」「虛」「實」相統一的藝術境界，寓意高遠。
可以想見，石硯在雕刻完成之前進行了精心藝術設計，并有雕刻高手進行創作， 綜合運用多種雕刻技法表現主題，精雕細刻，追求最大的藝術感染力。
每一種技法的運用，都根據圖案具體部位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反映主題效果，同時服務其實用價值。 作為文房之寶的石硯，精美是其外觀，文化是其內涵，而實用才是其根本。
把石硯蓋翻過來，可以看到一個規整的圓形凹槽，正處在硯蓋底面中間，與圓柱狀寶珠恰相對應，硯蓋、硯座扣合時中間留下空間，這是安放研石的地方。
這一設計，非常精妙， 既便于硯石的保存，不使其丟失，又方便實用，不必另外放置，開蓋即可研用，保持了硯體外表的簡潔性與完整性。
盤龍石硯的主人， 亦即南樂宋耿洛東漢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誰？2012年，這一問題被《濮陽日報》列入「濮陽市十大考古之謎」之一。
實際上，1982年史國強先生就提出硯主人（墓主人）為東漢延熹年間的東武陽侯具瑗，并且公開發表文章展開考證，許順湛先生及後來的研究者基本上都同意這一觀點，不少文章、書籍予以引用與敘述。
2017年，史國強先生主編的《南樂漢墓》（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書再次闡述這一觀點。筆者認為， 墓主人為東武陽侯具瑗的觀點有理有據，考證詳實，是可以信服的。
但需要補充的是，在墓中還出土了一件螭龍形錯金銀銅帶鉤，上面用金片金絲、銀片銀絲鑲成9個字，即「正月丙午日君立公侯」， 把具瑗受封的具體時間說得很清楚 ，但「正月」與盤龍硯上的銘文「七月」不一致，如何解釋，尚需研究。
盤龍石硯的銘文中有「君高遷刺史，二千石，三公九卿」和「研直二千」字句，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說明了墓主（具瑗）曾經的官秩。
《后漢書·具瑗傳》中沒有具瑗擔任刺史官職的記載， 如果盤龍硯的墓主確為具瑗，則很顯然，這段銘文彌補了史料之缺憾。
至于「研直二千」一句，則直接說明了當時這個盤龍硯的市值是「二千石」糧食，「三公九卿」職秩者一年的薪俸才能買到這樣一台雕制精美的盤龍石硯， 這樣有價值的記載在諸多古硯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人與物質世界的諸多關系。主體的實踐活動、認識活動都離不開外在的自然之「天」。對「天人合一」的解讀就是對神秘現象的揭示， 二者之間具有神秘性的交互作用。
「龍」的形象的產生就是基于這種認識的影響，也是在這種觀念的背景下，用「龍」闡釋天人關系才恰如其分。以「人—龍—天」作為整體的天人關系的解讀模式， 影響了中國人的整體性思維及其關于和諧的理念。
傳承龍文化不僅需要體現在氣氛的營造、形象的展示上，還需要深入到道德義理的層面。「龍」的隱喻性特征表現為「龍」的氣質、形象和功能的統一，是形、神、意三者的結合，「龍」德隱喻君子樂天知命、安富尊榮、剛健不息的品德。
因此把握好「時」
與「位」，審時度勢、未雨綢繆是「龍」德感召下的君子人格所應該具有的變通智慧。
1.許順湛.史海蕩舟[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史國強.試論南樂出土東漢石硯的雕刻藝術[J].中原文物，1984（2）
3.林曉平.河南博物院典藏精品·盤龍石硯[EB/OL].（2012）[2018-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