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出現了五種刑法，被稱作五刑，除了砍頭的大辟以外， 還有「墨、劓、剕、宮」，分別對應著刺字、割鼻、斷足和閹割，這就仿佛是印章一樣，讓民眾們知道并遠離這些有過前科的人。

隨著時間的發展，又出現了囚服，同樣，其他階層也出現了屬于自己的標志， 最常見的便是清代時期官員胸口的補子圖案、頭頂上的花翎等。

可有這麼一個階層的標志，不僅數量多，包含的深意還很復雜，沒錯，這就是士兵胸前的標志， 總共分為「兵、丁、卒、勇」四個類型，有趣的是，明明都沒有什麼職級，卻有四種不同的標志，這是什麼原因呢？

作為少數民族開創的朝代，清朝和其他少數民族掌權時期一樣，對于外族人始終抱著懷疑和忌憚，這點對于漢族尤為明顯。

在滿族入關之前，其最主要的中堅力量為八旗兵，

以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和鑲藍等八種旗幟為標志。

八旗各有旗主，而且是世襲的爵位，旗兵都是私有制，這是因為滿族各部落統一之后，為了方便管理，給各個部落首領最大的權限，然而等到明清之爭時，八旗損耗過大，導致入關之后戰力逐漸跟不上。

于是清太宗又設置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以及綠營兵，通過其他民族補充自己的戰力，用來統一天下。

在這個期間，八旗、綠營身份較高，由清政府開銷供給，可隨著大局已定，天下逐漸平穩，八旗和綠營子弟的繁衍生息給清政府造成許多負擔，原本的兵餉根本不夠這些兵戶開銷，又因為是兵戶， 這些人也沒有辦法從事其他行業，從而致使他們生活窘迫。

綠營都還好，畢竟都是些漢人，稍加撫慰也不敢掀起多大浪，可是這旗人就不一樣，怎麼說也是從東北跟著皇帝一路打下來的，照顧不好難免要遭閑話。

為了緩解矛盾，清政府不得不擴大兵額，讓旗人有一定的自救能力，那就是不管老少，都在兵籍掛上名字，這樣一來，每家每戶能吃到兵餉的人多了，可惜質量卻急轉直下，到了康熙年間， 八旗士兵早就沒了往日的驍勇，紀律渙散且不堪一擊。

不過無論怎樣，朝廷還是給了八旗與綠營相應的稱號，這就是我們從影視作品上所熟知的胸口上有「兵」字的那些士兵，可以說，這些人是入了兵籍的正規軍，相當于公務員，吃喝由政府管著。

然而隨著人口的增長以及擴大兵額的惡性循環，清廷再度要面對昔日入關的問題，那就是戰力不夠，沒辦法應對國內國外的矛盾與沖突。

前面說過，康熙年間應對三藩之亂時，八旗的弊端已經展現。

到了乾隆、嘉慶年間，白蓮教犯上作亂時，綠營的腐敗問題也日益嚴重，這一下子兩個主要戰力都不行了，那就得重新找一個出路，不過在找出路之前，要思考為什麼八旗和綠營戰力隕落的如此之快。

曾國藩想到了，其他人也找到了原因，于是，在面對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期間， 曾國藩創辦了湘勇，也就是招募制度，之前八旗和綠營都有自己的的固定分區，就像是軍區一樣，只負責守護自己腳下的土地。

湘勇就不一樣了，他們沒有世襲的體制，也沒有固定的土地，哪里有戰亂，就要去哪里作戰，從最開始的 「戰時募集，事畢解散」，到曾國藩細訂制度后，這些沒有編制的鄉勇百姓異軍突起，勇營制度就此誕生。

這群走南闖北的「臨時工」

待遇屬實沒有正式工好，根據《清史稿》記載， 勇營「額數之多寡不齊，器械之良窳不一，餉章之增減不定，良以聚散無恒，故與額兵迥異，無編制之可紀。」

也就是說，在曾國藩細化制度之前，勇營的人數不一，兵器有好有壞，甚至練兵餉也沒有固定的數額，可即便如此，他們發揮的作用完全凌駕于正式工之上，這些臨時工胸口也有自己的標志—— 「勇」。

就是這麼一群不起眼、不被重視的「雜兵」，一度被視為是清廷正規軍的附庸，曾國藩也不知道是不是從商鞅變法中獲得的靈感，給勇營的士兵們制定了一系列的獎勵措施，本就沒有固定收入的勇營群情高漲， 從江南到新疆，以一己之力將大清的國祚硬生生延長了許久。

這種制度無疑成為清朝晚期保衛國家的中堅力量，清政府決定按照湘軍的編制練軍，勇營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誰知道甲午海戰之后，兵制再怎麼優化，也很難抵擋洋槍洋炮的沖擊，清政府又開始改革，希望能擁有一支掌握西方先進兵器的新軍。

想法固然是好的，只是思想沒有改變，就算給螞蟻一顆原子彈，它仍舊會被無情的碾死，清朝政府的這次改革，給自己埋下了覆滅的禍患， 一手培養起來的新軍還沒怎麼派上用場，就成為終結滿清統治的第一股有生力量。

除去軍制的標志，很多影視作品里，還有不少身著「丁」和「卒」的工作人員，他們又是什麼人呢？在此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吏」的演變。

正所謂「官吏」，官是官，吏是吏，縣官管理著一個縣城的政務，手下的「吏」有收稅的、看管牢房的、統計支出的等，這些輔助縣官處理政務的幫手，統稱為「吏」， 根據朝代不同，有些「吏」是可以世襲的，有些則需要縣官自己養著。

比如明朝時期，各地的縣官都是流動的，考中了科舉就被安排到各個基層當干部，但當地的胥吏卻是扎根地方的，就出現了 「流水的縣官鐵打的胥吏」這種情況，胥吏不敢不聽長官的，不過作為「地頭蛇」，陽奉陰違也足以讓長官焦頭爛額。

到了清朝時期，明代許多惡習仍舊延續了下來，每個衙門里都有不少當地的胥吏，他們與鄉紳之間互相勾結，老百姓見不到地方長官，能直接接觸到的，只有這些處理具體政務的胥吏。

在他們的手中，握著長官命令的「最終解釋權」，什麼丈量田地增減一些、工程克扣一些等情況層出不窮，長官自有上升的渠道，也不愿多管這些地頭蛇， 導致地方上烏煙瘴氣，老百姓對待胥吏的態度幾近厭惡。

「卒」就是吏的一種，它的意義并不是「兵卒」，跟兵已經沒什麼關系了，其工作職能就是監管犯人，只不過從之前稱呼的「獄吏」變成了「獄卒」。

這些人身上充斥著自古以來獄吏都有的惡習，光明正大的索要賄賂，熟悉《水滸傳》的朋友們都知道，梁山好漢只要有入獄的，定會上下打點，讓獄吏好生照看，到了之后的幾個朝代也是如此，不論犯了什麼罪，其家人都想讓其在監牢里不要吃那麼多苦頭。

只是等著收錢就夠了嗎？顯然不夠，前面說過，地方官是流動的，任期滿了或者政績夠了，自然有上升的渠道，可對于這些基層工作人員來說，再有能力和知識都改變不了命運，還不如舒舒服服的守著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們還會虐待犯人，或是明著暗示犯人的家屬，用來索要錢財，沒什麼大事，就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舒適愜意。

除了「卒」，電視劇中還經常出現胸口頂著「丁」字的演員， 這些人同樣沒有什麼正式編制，就像服徭役一樣，朝廷需要，你就得上去幫忙，「丁」主要由漢人組成，干的就是些苦力工作，幫忙押送糧草、運輸物資等。

表面上似乎這些人不需要上戰場上搏命，可誰都知道，打仗除了拼實力和計謀之外，拼的就是后勤，后勤跟不上，這些人就要掉腦袋，而且熟悉兵法的都知道， 瓦解一支軍隊的最好方式，就是先劫了對方的糧草，斷了對方的糧道。

因此，「丁」的工作安全系數也沒有那麼高，更何況「卒」還能撈一些油水，大家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押送糧草可沒什麼油水可以撈，這是關乎三軍的重任，不僅累，還要承擔著巨大的責任。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作為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政府一直采用著壓制漢族的政策，他們最大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想通過「滿漢一家親」的說辭穩住天下的讀書人，另一方面又擔心漢族再度崛起， 可到了緊急關頭，又不得不動用漢人保護清朝的社稷。

中華文明自古以來有很多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許多少數民族都選擇了主動融合，不論是北魏還是遼國，他們都以正統自居，卻毫不忌諱百姓， 甚至就連蒙元，對于漢人的壓迫也沒有上升到精神層面。

清政府一邊想做華夏的主人，一邊又沒辦法端平這碗水，導致清朝百余年間民間起義不斷，從來無法根治。

華夏民族從來不是通過血統甄別，而是對于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能把各個民族團結起來的也從來不是什麼強權， 而是對于文化的尊重和彼此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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