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從春秋時期到清朝，兩千多年來，勞動人民只分為4類，即：士農工商。《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簡單說，就是讀書的、種地的、做工的、做生意的。當然，也有人把「士」理解為軍士。但不管如何理解，商人總排在最后。中國古代最早、最有名的商人，莫過于春秋時期的范蠡（下圖）。當年范蠡輔佐越王勾踐復國后，拋棄高官厚祿，辭官經商，成為一代商圣。商人雖然富有，但從秦漢以來，商人的地位都是極其卑微的，是什麼原因，讓商人做了財富的寵兒，卻又稱為社會的棄兒呢？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考古事業迎來了迅猛發展，上世紀七十年代，湖北云夢睡虎地發現一座古墓，通過考古專家們的勘探和挖掘發現，這位古墓的墓主名叫「喜」，是秦朝的官吏。

最大的發現是，此墓中有大量的秦朝行政文書，還有1155枚秦代的竹簡，專家們結合歷史文獻確定，這些竹簡包含了著名的《秦律十八種》。 《秦律十八種》涵蓋秦朝社會的許多層面，尤其是對于商人的管控，十分嚴格，有學者分析后說：難怪古代商人地位低下！

先秦文化十分燦爛，而秦國獨尊法家，特別是在秦孝公時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主持變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條文，秦國憑借商鞅變法逐漸走向強大，國力強盛，傲視其他六國。這些竹簡中，明確提到：

國之所興者，農戰也，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商者，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

商鞅認為，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戰爭，主要還是「農戰」，因為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農業是社會的支柱，只有農業得到了繁榮發展，國家才會富強，才能戰勝其他國家。

對于商人，商鞅則認為他們把商品的價格都抬高了，要收他們十倍以上的重稅。

中國是農耕社會，農民和土地構成古代最重要的勞動關系，固定的人口和穩定的土地決定了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國家也會把響應的賦、稅、役加在這些固定的人口頭上。而商人為了趨利，具有很強的流動性，不符合統治者的利益。另外，秦國統治者認為，在農耕社會，商人通過低買高賣，賺取中間利益，容易給人一種不勞而獲、徒分其利的錯覺。所以，商人不僅不被主流價值觀所歡迎，而且還會得到法律的「特殊打壓」。

秦國以及後來的秦朝的法律，以嚴酷著稱，《秦律》還規定：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可見，商人在秦國，確實遭到了比農民更重的賦稅。

商鞅變法，正是綜合了春秋戰國以來，商人的特點，開始了對商人的剝削和歧視，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商人位于社會地位末端已經成為統治者的共識。秦朝建立秦朝以后，實行「上本除末」的政策，把商人和從事商業活動的其他民眾都貶為末等公民，把商業貶為末業。商人和農民在「戶口」上加以區別，農民、讀書人都編入「戶籍」，而商人則編入「市籍」。秦始皇還嫌七國的商人太多，將大量的商人趕到邊疆。

《漢書·地理志》記載：

秦既滅漢，徙天下不軌之民于南陽。

​而這里的「不軌之民」就是指「上氣力，好商賈者」，也就是商人。

而《史記·秦始皇本紀》也記載：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這里提到的賈人，就是指商人。

也就是說，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提出重視農業，打壓商人，對商人施加重稅。而到了秦始皇時期，已經不是簡單的「打壓」這麼簡單，而是變成了歧視和「驅趕」。秦朝之后，漢朝的儒學得到了空前發展，讀書人對商人更加嗤之以鼻，商人在社會大眾面前，逐漸變成了日漸沉淪、唯利是圖的代名詞，許多士大夫不愿與商人交朋友，不愿與商人通婚，商人的地位，至此以后2000年都處于社會末端。

​筆者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以農耕為首要產業，近2000多年自給自足，統治者的利益相對固定，商人在這一時期成為社會主要的打壓對象，這才導致商人雖然富有，但地位卑賤。

到了封建社會末期，胡雪巖（上圖）等商人為了國家利益而做出巨大貢獻，雖然獲得了「紅頂商人」的美譽，但仍舊被士大夫所看不起。其實，每一類勞動人民都在用他們獨特的方式來為社會做貢獻，不管是士、農、工、商，還是每一個渺小的社會崗位，都應該得到尊重，不應該有高貴與卑微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