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位于關中平原，四周都有高山為屏，建都絕佳之地，但周代、漢代、唐代，都曾遷至洛陽。以唐代為例，李世民在洛陽居住兩年，李治在洛陽住了11年，李隆基住了10年，武則天直接遷都洛陽，後來4個唐朝皇帝也住了10余年（皇帝遷居洛陽，其實代表國都變化）。唐代之后，宋明更是不在西安建都。
問題在于：既然西安（古城長安）是建都絕佳之地，為何漢唐都曾遷都，宋明更是不在西安建都，背后到底有何真相？原因之一就記錄在《食貨志》中，只是食貨志并非王侯將相歷史，沒有熱血沸騰、陰謀詭計等等，只有活生生的真實生活，反而往往不被重視。
隋唐首都長安，位于號稱沃野千里的關中平原，介于陜北高原與秦嶺山地之間，西起寶雞峽、東迄潼關港口，東西長約360公里，西窄東寬，總面積不到4萬平方公里。
簡單計算可知，去掉其他用地，關中耕地面積并不多，因此能養活的人口有限。更為嚴峻的是，一旦關中發生水旱災難，導致糧食歉收的話，那麼糧食就會更加緊缺。
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唐朝史料記載，天寶年間關中4府41縣，人口300萬人，關中產出很難養活這麼多人。
因為糧食長期不足，故有「長安米貴」的典故，又有「長安居，大不易」的說法。為了緩解長安糧食問題，不是太重要的部門，比如國子監，唐朝時就曾多次放假，讓他們回家吃糧，減少長安負擔。至于皇帝，則經常遷到洛陽辦公，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都曾因此遷居洛陽，所以他們也被戲稱為「逐糧天子」。
由于經常因糧遷居洛陽，皇帝也嫌煩，于是隋文帝一直想要遷都洛陽，隋煬帝在605年正式遷都洛陽。
後來武則天的大周遷都洛陽，不單純是政治原因，還有關中缺糧的客觀因素。
看到上文，相信大家都會想，既然關中糧食不足，為何不從其他地方調運呢？的確，隋唐皇帝就是這麼辦的，新唐書食貨志記載的是「故常轉漕東南之粟」。
但問題是，天下水系并非天生相連，想要將其他地方水運到長安，必然需要暢通的運河。因此，這里就可以看到隋煬帝的偉大，他開通大運河，真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需要說明的是，古代大規模陸運糧食肯定不靠譜，原因在于消耗太大，最經濟最效率的是水運。
為了京城糧食問題，唐朝皇帝傷透了腦筋，在隋煬帝大運河的基礎上，不斷疏浚大運河、渭河等，改進運輸工具、手段，任命能臣干吏等。
最終，到唐玄宗時京城糧食問題才得到初步緩解，但也只是初步緩解，京城糧食依然緊張。新唐書食貨志記載：開元初年，河南尹李杰為水陸運使，采取水陸兩路的辦法，不計代價的運糧，每年向長安運輸250萬石。
然而，這是在關中風調雨順的情況下，才能勉強緩解，一旦關中歉收，這種不計代價的運輸依然不夠。後來，唐玄宗時就曾爆發糧荒，朝廷拿出100萬石，以「每升減于時價十文」來平抑京城糧價。
關中缺糧的原因，在于地方狹小，本身人口眾多，兼之朝廷所在，又聚集一大批人，因此必然需要外運糧食。
問題在于：既然唐朝全力運糧，為何還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隋唐逐糧天子們，他們跑到洛陽辦公，說明洛陽并不缺糧，洛陽到長安只有300多公里，且還有水道可以運輸，為何不從洛陽大量運輸糧食到長安？其實，事情沒那麼簡單，問題就出在洛陽到長安的運輸道路上。隋唐大運河的起點是杭州、終點是涿郡（北京），中心城市是洛陽，西安只是大運河沿黃河向西的延伸，具體可見下圖。從洛陽到西安的延伸線，黃河水路非常難走（三門峽段難走），運糧效率極其不高。元朝因為定都北京，為了獲取東南糧食，于是修造了京杭大運河，即從淮水直接北上到山東德州，而不是向西轉向洛陽。
隋唐時期，通過楊廣開通的大運河，將東南糧食源源不斷的運抵洛陽，在洛陽聚集了大量糧食。
上個世紀，在洛陽考古發現眾多巨大的隋唐糧倉，印證了隋唐史書記載。然而，盡管相距不遠，但因為水路不暢，糧食很難從洛陽運到長安，而陸路運輸消耗過大，于是導致長安經常缺糧。最終，乃至以唐朝的國力，不計成本的運輸，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與中國不同，西方歷史上卻總有「傳奇」。據說古希臘是通過跨越地中海的國際貿易解決糧食短缺問題，但以從洛陽到長安運糧的難度來看，古希臘以海外貿易的方式滿足200多個邦國的糧食需求很難讓人相信（古希臘自身糧食產量極其有限，今天希臘依然如此），比如如何運輸存儲，如何分發到各國邦國，路上消耗如何？
糧食是國家的基礎，沿著糧食這條線去看，很多歷史大事件往往會得到更合理的解釋。當長安總是面臨缺糧問題，且以當時生產力無法徹底解決時，那麼長安還是建都佳地嗎？顯然不可能了，畢竟負擔實在太重了。當然，宋明不在長安建都還有其他原因，但總是缺糧無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