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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鄧穎超在周恩來隨身多年的皮夾找到一張照片:總理一生之痛
2023/10/25

1976年5月24日傍晚,周恩來的大侄女周秉德下班后乘103路電車前往中南海西花廳,她從小在周恩來夫婦身邊長大,對大伯夫婦感情很深,在周恩來病逝后,想前去安慰和陪伴深陷悲痛之中的「七媽」鄧穎超。

西花廳外的海棠花已經凋謝,院子里安靜得驚人,當周秉德走進西花廳正屋時,看到鄧穎超手持一個很舊的黑色皮夾子,正在沉思。

看到周秉德后,鄧穎超指著黑皮夾說,這是剛剛從保險箱中取出的周恩來遺物,從抗戰時期起,這個黑皮夾就是周恩來的貼身之物,里面經常放黨的重要文件,十幾年如一日,直到進城后才被放進保險箱。

當著周秉德的面,鄧穎超打開了黑皮夾,只見皮夾的卡證位置放著一張發黃的老照片,夾層里面還放著三封信,這可謂是周恩來最私人的物件了。

周秉德看到照片后不禁震驚了,照片中的人是她的爺爺、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抗戰期間,周秉德一直跟著父母生活在北方,從沒見過自己在外顛沛流離的爺爺,對爺爺頗為陌生,對爺爺的了解都來自于自己的父母和大伯。

當周秉德小心翼翼地抽出這張照片時,看到照片后面有周恩來的四個親筆字:「爹爹遺像」。

周恩來生前經常會談起自己的兩位母親,卻很少對人提起父親,但在內心深處,他對父親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包含了父子之情和對弱者的憐憫,也因此,1942年周貽能的突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子欲養而親不在,令周恩來心中深藏了這難以排遣的遺憾與痛苦,只能把父親的照片放在貼身皮夾里,仿佛父子朝夕相伴。

1、家境逐漸敗落,周貽能奔波28載為葬妻

周恩來出生于江蘇淮安的一個大家族中,但自他有記憶時起,家境就日漸敗落,生母、嗣母相繼離世,性格溫和不爭的父親長期在外地奔波謀生,無暇顧及家中三個幼子,這讓周恩來十歲就成了一家之主。

周恩來母親叫萬冬兒,據他回憶:

「我的生母慈祥、溫柔,但文化不高,因為萬家認為女人家不應該受教育。可是我從她身上學到了善良和寬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萬家是淮陰縣的大戶人家,家境豐裕,周恩來的外公萬青選曾任淮陰縣知事,他在18個兒女中最疼愛的就是萬冬兒,人稱「萬十二姑」,平時,萬青選外出辦理政務、訪客會友時,綠色衣官轎后總會跟著一頂小花轎,里面坐的就是愛女萬冬兒,這幾乎成了淮陰縣街頭一景。

這也培養出了萬冬兒精通能干、擅長待人接物的優點,未出嫁前,她是萬府幾十號人的「大總管」,把家中事務打點得井井有條。

嫁到周家后,附近親戚熟人家里有什麼喜喪大事,都會請「萬十二姑」前去主持,她主事很有規矩、禮數周全,受人稱道。

而親友家有了矛盾,也會找「萬十二姑」幫忙調解,萬冬兒善良豁達,平息矛盾諳熟練達,分析起問題來頭頭是道,很快就能化解矛盾,而跟著母親身邊的周恩來耳濡目染,從小就比別的孩子更懂事、成熟。

周恩來還不滿周歲的時候,他最小的叔父周貽淦因患肺結核重病垂危,為了「沖喜」,萬十二姑答應把兒子過繼給周貽淦為嗣,可周貽淦的病情未能好轉,不久就去世了,他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陳氏守著周恩來,母子二人相依為命。

嗣母陳氏的性格與萬冬兒不同,她沉靜溫和、精通詩文書畫,平時很少外出交友,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周恩來的教育上,教他4歲識字、5歲進私塾讀書,每天天剛亮就把周恩來叫起來,陪他在窗前讀書,平時在家給他經常講各種歷史人物和書里的故事。

周恩來稱她為「娘」,對她的感情超過生母,多次說:「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

對于兩位母親的影響,周恩來曾總結說:

「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建國后,在一次全國會議上,周恩來動情地說道:

「1946年,我到南京工作,距離我的故鄉只有300多華里!在淮安,葬著我的兩位母親,我多年未歸,她們的墳前想來已經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

一向穩重的周恩來,提及此事時,不禁聲音顫抖,眼睛濕潤。

在公開場合,周恩來很少主動談起父親,在他的小時候,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并不多。

周恩來祖父周起魁生有四個兒子,長子周貽賡長期在東北謀差做事,次子周貽能是周恩來的父親,三子周貽奎自幼因小兒麻痹癥落下殘障,一生沒有離開過駙馬巷周家的院子,四子周貽淦20多歲就因病去世。

駙馬巷周家老宅

幼子周貽淦去世后,周起魁悲痛過度、一病不起,五十多歲就離開了人世,他雖然生前出任過知州、知縣等職務,但由于不擅理財、未治產業,去世后,周家家無恒產,只有駙馬巷的老宅和郊外的一塊墳田,幾乎沒有任何收入。

此后,一大家子人陷入了經濟困境中,周貽賡托人在東北找了個差事,不時寄點錢回來維持生活,而周貽能的收入捉襟見肘,甚至動點子買起了彩票。

1904年春節,周貽能前去清江浦給岳母拜年時,和周恩來的「十八舅舅」合起來在街頭買一張賑災彩票,頭彩是一萬元,周貽能的彩票幸運地中了頭彩,可號碼被一個親戚知道了,這個親戚又從報紙上得知頭彩號碼后,想從周貽能手中騙走這筆錢,對周貽能說,他可以幫著查號,要拿走這張彩票,幸好這張彩票放在萬冬兒手里,周恩來回憶說:「我母親精明,不肯給那個親戚,怕他給調了包,一定要自己兌,一兌,正得頭彩!」

周貽能因此分得了5千元錢,這是他平生罕有的一次好運,對一家人的生活是很大的補充。

債主們得知后,紛紛上門討債,而周家一些遠房親戚也經常來借錢,萬冬兒深感難以滿足,為了擺脫困境,她在當年秋天帶著周貽能、周恩來的嗣母陳氏等人移居回了娘家萬公館。

而寄人籬下的日子也不好過,萬家子女多,難免有口舌,萬冬兒的一個嫂子因借錢不遂,借機和她發生爭吵,1905年,要強的萬冬兒買下了萬府南邊的陳家花園房子,帶一家人搬了出去,盡管條件十分艱苦,萬冬兒與陳氏仍堅持請來塾師,自立家塾館教兒子讀書。

1907年,萬冬兒染上了肺結核,由于無錢醫治,不久病情加重去世,年僅30歲。

萬冬兒去世后,一大家人失去了主心骨,而前來吊喪的萬家親戚對周貽能非常不滿,他們認為萬冬兒嫁到周家后不但沒過上什麼好日子,還由于周家家境破落、經濟困窘導致她年紀輕輕就丟了性命,因此,悲痛中的親戚們對周貽能很不客氣,不僅說了不少難聽話,還借萬冬兒母親張氏之口提出了很高的喪葬要求:要求以楠木棺材下葬,棺材外還要披五層麻布、漆七層漆,并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場。

雖然這要求有些過份,但周貽能覺得妻子因操勞過度導致青年離世,是由于自己拖累了妻子,他對此深感愧疚,因此一口答應下來。

而他當時的經濟條件是無法實現這一喪葬標準的,吊祭之后,周貽能將萬冬兒棺木暫厝于一個尼姑庵內,自己背井離鄉當起了塾師,準備湊夠費用后再回鄉安葬萬冬兒。

忠厚老實的周貽能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此后,他奔波于武漢、東北、上海多年,一直當著薪金微薄的小職員、教師甚至收發,從未再娶,過著節衣縮食的日子,直到1935年,在萬冬兒去世28年后,61歲的周貽能才湊夠錢,按當年對岳母承諾的喪葬標準安葬了妻子。

自幼看著父親的窘迫處境,周恩來內心既難過又憐惜,但他從未向人提起這些事情,直到晚年,他才對侄子侄女們流露過心聲:

「我對你爺爺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為人老實,一生的月工資沒有超過30塊錢。但是他一輩子沒做過壞事,而且他還掩護過我。」

2、子欲養而親不在,總理一生之痛

1908年,就在周恩來生母萬氏去世后第二年,嗣母陳氏也因染上了肺結核而不治身亡,大伯父、父親都在外地謀生,年僅11歲的周恩來在清江浦無法獨立生活,只能帶著8歲的二弟周恩溥、4歲的三弟周恩壽回到駙馬巷周家老宅。

他的三叔父周貽奎(按家庭排序為「八伯」)因腿疾而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多年來飽受饑餓與疾病的困擾,出身農家的「八嬸」楊氏卻不顧家中貧困,將周恩來三兄弟留在家里照顧,連同他們自己的兒子周恩碩,全家六口人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

周恩來1911年留影

周恩來在日本留學的日記中曾含淚記錄過當時的生活:

「八伯這些年債務天天逼著,錢是沒有,一家幾口子飯是要吃的,當也當盡凈了,賣也賣絕了,借是沒處借,賒也沒處賒,不要說臉面是沒了,就是不要臉,向人家去要飯吃,恐怕也沒有地方去要……」

為了維持一家人生活,楊氏常與周恩來一同跑當鋪典當衣物,還把空置的幾間屋子押給人家,11歲的周恩來就這樣成了「一家之主」。

為了不失體面,不讓人笑話周家沒人主事,只有十歲出頭的他把家族親戚的生辰、忌日一一寫下來,貼在墻上,到時間就帶兩個弟弟上門叩頭行禮。

回憶這段灰暗的日子,周恩來曾經說:「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一二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里柴米油鹽,外出應酬。」 這磨煉出了他與年齡很不相稱的精明周當的辦事能力。

但他終究是個十歲的孩子,一大家人的衣食、三兄弟的前程,讓周恩來深感無能為力,他不得不給在東北謀事的大伯父周貽賡(家族排序為「四伯「)寫去一封求助信。

周貽賡膝下無子,對二弟的兒子們看得很重,平時也很顧家,經常從東北寄回來一些銀票幫著還債。

收信后,1910年,周貽賡托人把周恩來帶到鐵嶺紹興會館安身并讀書,半年后又接到奉天(今沈陽)自己家中住,1913年,周貽賡調到天津長蘆鹽運司任科員及官銀分號總稽核員,又將周恩來接到天津入讀南開學校,後來得以去日本留學。

而周貽賡也沒忘記自己的二弟,處境好一點以后,他托人把周貽能、周恩溥父子也接到鐵嶺,還將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立為自己的嗣子,在周貽奎去世后,將周貽奎之子周恩碩也接到天津,并在天津買了房子供家人同住,完全擔起了一個舊家族長兄的所有義務,讓下一代子侄們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周貽賡

周恩來很感激周貽賡的幫助,多次說:「四伯父對我恩重如山」。他曾說這是自己人生的一個轉折點,讓他避免了留在老家一生碌碌無為的命運。

在周恩來到處求學的日子里,周貽能仍然與兒子天各一方,他曾在堂兄的介紹下到鐵嶺的縣衙做文書工作,後來還在京兆尹公署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營生,然而,周貽能骨子里是個清高耿介的書生,他不愿與一些利欲薰心的同俠同污合流,很快就被掃地出門,只能前往南京找了個文員的差事。

南下途中,周貽能去天津看望了周恩來,父子分別后,周恩來在日記里難過地寫道:「今早,生父以四點鐘行,往南京去。昨事傷心方未已,今朝又復別嚴親……」字里行間,盡顯對父親的憐惜。

青年周恩來

總是與父親天各一方的周恩來很懷念自己的父親,1916年春節,他寫了一篇《試各述寒假中之事況》的作文,說:

「今日為舊歲除夕,家家爆竹聲,不絕于耳,沿俗尚也。南俗晚間聚家人父子團聚一案共食,名曰守歲飯。北地不知有是習否?……北堂久不聞喚子之聲。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讀蓼莪之章,便已悲慨無垠。矧茲今夕,尤令人淚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

在除夕之夜,他想念著在外奔波的父親,不禁潸然淚下。

其實,周貽能對兒子的人格影響也是非常大的,他具有古代士大夫精神,更看重品行的堅貞高潔,從不為名利低頭,盡管早年就捐了個「六品官」

,可以外出當官,但他從不愿為了幾個大洋而行不端之事,更不愿在官場上隨大流,寧可忍饑挨餓、讓人笑話他沒用,也不愿做違背良心之事。

1922年,在大哥周貽賡的幫助下,周貽能在齊齊哈爾煙酒事務局當上了辦事員,這才有了穩定的收入。

不久,還是學生的周恩來因不滿社會現狀而奮起抗爭,走上了革命道路,當時,老家一些親戚曾認為他「胡鬧」,周貽能卻非常支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后和1931年周恩來在上海從事地下斗爭的兇險日子里,周貽能看到報紙上緝拿周恩來的懸賞通知后,感到很不放心,毅然前來上海找到兒子,為掩護兒子,他冒著生命危險,外出做了大量聯絡工作。

在別人眼中「老實沒用」、連一家人生計都維持不了的周貽能卻能在生死關頭挺身而出,展現了他作為父親的勇敢和對兒子的深情。

抗戰期間,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成立后,1938年1月,周恩來給64歲的父親寫信,邀請他到武漢一起生活,戰火紛飛中,周貽能輾轉到達武漢。

據老舍記載,周貽能來時,周恩來正在主持文藝界會議,他在主席台上眼中含淚說道:

「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更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

由于日軍逼近武漢,當年8月,周貽能跟著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們一起往湖南遷移,給工作人員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他們眼中,周恩來的父親個頭與兒子相仿,花白須發、紅光滿面、天庭飽滿,經常身穿長袍馬褂,頗有仙風道骨,喜歡與周圍人交談,有時還會開玩笑,顯得知書達理、平易近人、講義氣,大家也很敬重他。

在貴陽農村暫住時,他經常拿出自己微薄的積蓄幫助窮苦農人,從不提起自己當「高官」的兒子。

1940年秋天,周貽能跟著辦事處轉移到了重慶紅巖村,之后再也沒離開過這里。

他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職責是看門、打雜,雖然與兒子同處一地,甚至是同處一間屋子里,周貽能也總是安靜地呆在角落里,從不去打擾周恩來的工作,他經常一個人看報或者讀唐詩,有空就去山上果園轉一轉,或者幫工作人員看倉庫、做雜事。

周貽能

周恩來知道父親是寂寞的,可那時候他日理萬機,根本無暇陪伴父親,心里難免有歉意,有時候只能特地懇求工作人員,讓他們有空可以陪周貽能散個步、聊上兩句。

周貽能事事都依順兒子,可有一個愛好他卻戒不了,他祖籍浙江紹興,有空喜歡喝兩口老酒,而周恩來認為父親年紀大了,又是獨居,不應當再喝酒,喝醉了還要別人照料,周貽能就聽話地減少飲酒,只是有時候背地里偷喝兩口。

1942年6月,周恩來因小腸疝氣被送往歌樂山醫院做手術,為了不讓周貽能擔心,辦事處工作人員向他隱瞞了消息,而令人料想不到的是,7月5日,周貽能突然發起高燒,被送往另外一個醫院,看到前來探望的鄧穎超后,老人反復念叨著說:「我兒子為什麼不來看我?」

7月6日,正當鄧穎超在醫院陪伴周貽能時,收到了一封周恩來托人帶來的信,信上說,星期六是周貽能虛歲69歲的農歷生日,按民間傳統是該辦七十大壽的日子,他本打算當天出院,但由于剛做手術的原因,院方不讓他那天出院,周貽能受傳統文化影響比較多,過生日總認為當天過最好,所以周恩來讓她征求一下父親意見,如果周貽能愿意,就等周恩來回來再過生日,如果不愿意就算了,還讓鄧穎超體諒父親,不要強求。

而就在此時,周貽能的病情已經變得很嚴重了,鄧穎超不敢隱瞞,寫信說:「爹爹先發冷,繼之發熱,體溫四日未退,醫生診斷為瘧疾。」

她守在周貽能身邊日夜照顧,可周貽能畢竟年老體弱,高燒四天未退后,竟在7月10日這天病重去世。

這天,鄧穎超正好收到了周恩來從歌樂山醫院寫來的信,信里詳細叮囑說:

「「我對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轉稟他好望精養。我這里默禱他的康寧。爹爹的病狀,除瘧疾外,還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體力雖好,但他過分喜歡飲酒,難免沒有內虧。所以主治他的辦法,必須先清內火,消積食,安睡眠。東西愈少吃愈好,吃的東西亦須注意消化與營養,如牛乳、豆漿、米湯、餅干之類,掛面萬不可吃。假使熱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則宜進行清胃灌腸,勿專當瘧疾醫。」

此時的周恩來還躺在病榻上,他心里滿滿的都是對父親的牽掛和關心,鄧穎超讀著信,不禁難過得失聲痛哭起來,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很難過,他們商量后認為,周貽能已經去世、事情無法挽回,而周恩來身體還在恢復期間,最好是先瞞住消息,等周恩來出院后再說。

就這樣,周貽能的靈柩被暫時放在紅巖辦事處,準備等周恩來出院后再出殯。

而三天后,細心的周恩來還是從他們的神情和話語中發現了蛛絲馬跡,他驚得跌倒在地、臉色慘白、淚如雨下,生平第一次對鄧穎超大發雷霆,當眾責問道:「老爺子過世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通知我?跟我這麼多年,你還不知道我嗎?」

當天晚上,周恩來獨自在靈堂里為父親守靈,直到天亮……

第二天,他打破一生低調為人的原則,特地為父親在報紙刊登了一份《訃告》,沉痛地道出了自己對父親的深摯感情。

子欲養而親不在,是人間至痛。

父親的突然離去給周恩來內心留下了巨大的傷慟和遺憾,他將父親照片放在黑皮夾內貼身珍存多年,也將這份沉甸甸的父子情放在心里多年。

晚年周恩來

作為大國總理,作為中國的赤子,周恩來未能在父親面前盡孝,卻把全身心獻給了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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