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月24日傍晚，周恩來的大侄女周秉德下班后乘103路電車前往中南海西花廳，她從小在周恩來夫婦身邊長大，對大伯夫婦感情很深，在周恩來病逝后，想前去安慰和陪伴深陷悲痛之中的「七媽」鄧穎超。
西花廳外的海棠花已經凋謝，院子里安靜得驚人，當周秉德走進西花廳正屋時，看到鄧穎超手持一個很舊的黑色皮夾子，正在沉思。
看到周秉德后，鄧穎超指著黑皮夾說，這是剛剛從保險箱中取出的周恩來遺物，從抗戰時期起，這個黑皮夾就是周恩來的貼身之物，里面經常放黨的重要文件，十幾年如一日，直到進城后才被放進保險箱。
當著周秉德的面，鄧穎超打開了黑皮夾，只見皮夾的卡證位置放著一張發黃的老照片，夾層里面還放著三封信，這可謂是周恩來最私人的物件了。
周秉德看到照片后不禁震驚了，照片中的人是她的爺爺、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抗戰期間，周秉德一直跟著父母生活在北方，從沒見過自己在外顛沛流離的爺爺，對爺爺頗為陌生，對爺爺的了解都來自于自己的父母和大伯。
當周秉德小心翼翼地抽出這張照片時，看到照片后面有周恩來的四個親筆字：「爹爹遺像」。
周恩來生前經常會談起自己的兩位母親，卻很少對人提起父親，但在內心深處，他對父親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包含了父子之情和對弱者的憐憫，也因此，1942年周貽能的突然去世給他的打擊很大，子欲養而親不在，令周恩來心中深藏了這難以排遣的遺憾與痛苦，只能把父親的照片放在貼身皮夾里，仿佛父子朝夕相伴。
周恩來出生于江蘇淮安的一個大家族中，但自他有記憶時起，家境就日漸敗落，生母、嗣母相繼離世，性格溫和不爭的父親長期在外地奔波謀生，無暇顧及家中三個幼子，這讓周恩來十歲就成了一家之主。
周恩來母親叫萬冬兒，據他回憶：
「我的生母慈祥、溫柔，但文化不高，因為萬家認為女人家不應該受教育。可是我從她身上學到了善良和寬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萬家是淮陰縣的大戶人家，家境豐裕，周恩來的外公萬青選曾任淮陰縣知事，他在18個兒女中最疼愛的就是萬冬兒，人稱「萬十二姑」，平時，萬青選外出辦理政務、訪客會友時，綠色衣官轎后總會跟著一頂小花轎，里面坐的就是愛女萬冬兒，這幾乎成了淮陰縣街頭一景。
這也培養出了萬冬兒精通能干、擅長待人接物的優點，未出嫁前，她是萬府幾十號人的「大總管」，把家中事務打點得井井有條。
嫁到周家后，附近親戚熟人家里有什麼喜喪大事，都會請「萬十二姑」前去主持，她主事很有規矩、禮數周全，受人稱道。
而親友家有了矛盾，也會找「萬十二姑」幫忙調解，萬冬兒善良豁達，平息矛盾諳熟練達，分析起問題來頭頭是道，很快就能化解矛盾，而跟著母親身邊的周恩來耳濡目染，從小就比別的孩子更懂事、成熟。
周恩來還不滿周歲的時候，他最小的叔父周貽淦因患肺結核重病垂危，為了「沖喜」，萬十二姑答應把兒子過繼給周貽淦為嗣，可周貽淦的病情未能好轉，不久就去世了，他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陳氏守著周恩來，母子二人相依為命。
嗣母陳氏的性格與萬冬兒不同，她沉靜溫和、精通詩文書畫，平時很少外出交友，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周恩來的教育上，教他4歲識字、5歲進私塾讀書，每天天剛亮就把周恩來叫起來，陪他在窗前讀書，平時在家給他經常講各種歷史人物和書里的故事。
周恩來稱她為「娘」，對她的感情超過生母，多次說：「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
對于兩位母親的影響，周恩來曾總結說：
「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建國后，在一次全國會議上，周恩來動情地說道：
「1946年，我到南京工作，距離我的故鄉只有300多華里！在淮安，葬著我的兩位母親，我多年未歸，她們的墳前想來已經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
一向穩重的周恩來，提及此事時，不禁聲音顫抖，眼睛濕潤。
在公開場合，周恩來很少主動談起父親，在他的小時候，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并不多。
周恩來祖父周起魁生有四個兒子，長子周貽賡長期在東北謀差做事，次子周貽能是周恩來的父親，三子周貽奎自幼因小兒麻痹癥落下殘障，一生沒有離開過駙馬巷周家的院子，四子周貽淦20多歲就因病去世。
駙馬巷周家老宅
幼子周貽淦去世后，周起魁悲痛過度、一病不起，五十多歲就離開了人世，他雖然生前出任過知州、知縣等職務，但由于不擅理財、未治產業，去世后，周家家無恒產，只有駙馬巷的老宅和郊外的一塊墳田，幾乎沒有任何收入。
此后，一大家子人陷入了經濟困境中，周貽賡托人在東北找了個差事，不時寄點錢回來維持生活，而周貽能的收入捉襟見肘，甚至動點子買起了彩票。
1904年春節，周貽能前去清江浦給岳母拜年時，和周恩來的「十八舅舅」合起來在街頭買一張賑災彩票，頭彩是一萬元，周貽能的彩票幸運地中了頭彩，可號碼被一個親戚知道了，這個親戚又從報紙上得知頭彩號碼后，想從周貽能手中騙走這筆錢，對周貽能說，他可以幫著查號，要拿走這張彩票，幸好這張彩票放在萬冬兒手里，周恩來回憶說：「我母親精明，不肯給那個親戚，怕他給調了包，一定要自己兌，一兌，正得頭彩！」
周貽能因此分得了5千元錢，這是他平生罕有的一次好運，對一家人的生活是很大的補充。
債主們得知后，紛紛上門討債，而周家一些遠房親戚也經常來借錢，萬冬兒深感難以滿足，為了擺脫困境，她在當年秋天帶著周貽能、周恩來的嗣母陳氏等人移居回了娘家萬公館。
而寄人籬下的日子也不好過，萬家子女多，難免有口舌，萬冬兒的一個嫂子因借錢不遂，借機和她發生爭吵，1905年，要強的萬冬兒買下了萬府南邊的陳家花園房子，帶一家人搬了出去，盡管條件十分艱苦，萬冬兒與陳氏仍堅持請來塾師，自立家塾館教兒子讀書。
1907年，萬冬兒染上了肺結核，由于無錢醫治，不久病情加重去世，年僅30歲。
萬冬兒去世后，一大家人失去了主心骨，而前來吊喪的萬家親戚對周貽能非常不滿，他們認為萬冬兒嫁到周家后不但沒過上什麼好日子，還由于周家家境破落、經濟困窘導致她年紀輕輕就丟了性命，因此，悲痛中的親戚們對周貽能很不客氣，不僅說了不少難聽話，還借萬冬兒母親張氏之口提出了很高的喪葬要求：要求以楠木棺材下葬，棺材外還要披五層麻布、漆七層漆，并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場。
雖然這要求有些過份，但周貽能覺得妻子因操勞過度導致青年離世，是由于自己拖累了妻子，他對此深感愧疚，因此一口答應下來。
而他當時的經濟條件是無法實現這一喪葬標準的，吊祭之后，周貽能將萬冬兒棺木暫厝于一個尼姑庵內，自己背井離鄉當起了塾師，準備湊夠費用后再回鄉安葬萬冬兒。
忠厚老實的周貽能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此后，他奔波于武漢、東北、上海多年，一直當著薪金微薄的小職員、教師甚至收發，從未再娶，過著節衣縮食的日子，直到1935年，在萬冬兒去世28年后，61歲的周貽能才湊夠錢，按當年對岳母承諾的喪葬標準安葬了妻子。
自幼看著父親的窘迫處境，周恩來內心既難過又憐惜，但他從未向人提起這些事情，直到晚年，他才對侄子侄女們流露過心聲：
「我對你爺爺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為人老實，一生的月工資沒有超過30塊錢。但是他一輩子沒做過壞事，而且他還掩護過我。」
1908年，就在周恩來生母萬氏去世后第二年，嗣母陳氏也因染上了肺結核而不治身亡，大伯父、父親都在外地謀生，年僅11歲的周恩來在清江浦無法獨立生活，只能帶著8歲的二弟周恩溥、4歲的三弟周恩壽回到駙馬巷周家老宅。
他的三叔父周貽奎（按家庭排序為「八伯」）因腿疾而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多年來飽受饑餓與疾病的困擾，出身農家的「八嬸」楊氏卻不顧家中貧困，將周恩來三兄弟留在家里照顧，連同他們自己的兒子周恩碩，全家六口人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
周恩來1911年留影
周恩來在日本留學的日記中曾含淚記錄過當時的生活：
「八伯這些年債務天天逼著，錢是沒有，一家幾口子飯是要吃的，當也當盡凈了，賣也賣絕了，借是沒處借，賒也沒處賒，不要說臉面是沒了，就是不要臉，向人家去要飯吃，恐怕也沒有地方去要……」
為了維持一家人生活，楊氏常與周恩來一同跑當鋪典當衣物，還把空置的幾間屋子押給人家，11歲的周恩來就這樣成了「一家之主」。
為了不失體面，不讓人笑話周家沒人主事，只有十歲出頭的他把家族親戚的生辰、忌日一一寫下來，貼在墻上，到時間就帶兩個弟弟上門叩頭行禮。
回憶這段灰暗的日子，周恩來曾經說：「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一二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里柴米油鹽，外出應酬。」 這磨煉出了他與年齡很不相稱的精明周當的辦事能力。
但他終究是個十歲的孩子，一大家人的衣食、三兄弟的前程，讓周恩來深感無能為力，他不得不給在東北謀事的大伯父周貽賡（家族排序為「四伯「）寫去一封求助信。
周貽賡膝下無子，對二弟的兒子們看得很重，平時也很顧家，經常從東北寄回來一些銀票幫著還債。
收信后，1910年，周貽賡托人把周恩來帶到鐵嶺紹興會館安身并讀書，半年后又接到奉天（今沈陽）自己家中住，1913年，周貽賡調到天津長蘆鹽運司任科員及官銀分號總稽核員，又將周恩來接到天津入讀南開學校，後來得以去日本留學。
而周貽賡也沒忘記自己的二弟，處境好一點以后，他托人把周貽能、周恩溥父子也接到鐵嶺，還將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立為自己的嗣子，在周貽奎去世后，將周貽奎之子周恩碩也接到天津，并在天津買了房子供家人同住，完全擔起了一個舊家族長兄的所有義務，讓下一代子侄們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周貽賡
周恩來很感激周貽賡的幫助，多次說：「四伯父對我恩重如山」。他曾說這是自己人生的一個轉折點，讓他避免了留在老家一生碌碌無為的命運。
在周恩來到處求學的日子里，周貽能仍然與兒子天各一方，他曾在堂兄的介紹下到鐵嶺的縣衙做文書工作，後來還在京兆尹公署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營生，然而，周貽能骨子里是個清高耿介的書生，他不愿與一些利欲薰心的同俠同污合流，很快就被掃地出門，只能前往南京找了個文員的差事。
南下途中，周貽能去天津看望了周恩來，父子分別后，周恩來在日記里難過地寫道：「今早，生父以四點鐘行，往南京去。昨事傷心方未已，今朝又復別嚴親……」字里行間，盡顯對父親的憐惜。
青年周恩來
總是與父親天各一方的周恩來很懷念自己的父親，1916年春節，他寫了一篇《試各述寒假中之事況》的作文，說：
「今日為舊歲除夕，家家爆竹聲，不絕于耳，沿俗尚也。南俗晚間聚家人父子團聚一案共食，名曰守歲飯。北地不知有是習否？……北堂久不聞喚子之聲。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讀蓼莪之章，便已悲慨無垠。矧茲今夕，尤令人淚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
在除夕之夜，他想念著在外奔波的父親，不禁潸然淚下。
其實，周貽能對兒子的人格影響也是非常大的，他具有古代士大夫精神，更看重品行的堅貞高潔，從不為名利低頭，盡管早年就捐了個「六品官」
，可以外出當官，但他從不愿為了幾個大洋而行不端之事，更不愿在官場上隨大流，寧可忍饑挨餓、讓人笑話他沒用，也不愿做違背良心之事。1922年，在大哥周貽賡的幫助下，周貽能在齊齊哈爾煙酒事務局當上了辦事員，這才有了穩定的收入。
不久，還是學生的周恩來因不滿社會現狀而奮起抗爭，走上了革命道路，當時，老家一些親戚曾認為他「胡鬧」，周貽能卻非常支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后和1931年周恩來在上海從事地下斗爭的兇險日子里，周貽能看到報紙上緝拿周恩來的懸賞通知后，感到很不放心，毅然前來上海找到兒子，為掩護兒子，他冒著生命危險，外出做了大量聯絡工作。
在別人眼中「老實沒用」、連一家人生計都維持不了的周貽能卻能在生死關頭挺身而出，展現了他作為父親的勇敢和對兒子的深情。
抗戰期間，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成立后，1938年1月，周恩來給64歲的父親寫信，邀請他到武漢一起生活，戰火紛飛中，周貽能輾轉到達武漢。
據老舍記載，周貽能來時，周恩來正在主持文藝界會議，他在主席台上眼中含淚說道：
「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更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
由于日軍逼近武漢，當年8月，周貽能跟著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們一起往湖南遷移，給工作人員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他們眼中，周恩來的父親個頭與兒子相仿，花白須發、紅光滿面、天庭飽滿，經常身穿長袍馬褂，頗有仙風道骨，喜歡與周圍人交談，有時還會開玩笑，顯得知書達理、平易近人、講義氣，大家也很敬重他。
在貴陽農村暫住時，他經常拿出自己微薄的積蓄幫助窮苦農人，從不提起自己當「高官」的兒子。1940年秋天，周貽能跟著辦事處轉移到了重慶紅巖村，之后再也沒離開過這里。
他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職責是看門、打雜，雖然與兒子同處一地，甚至是同處一間屋子里，周貽能也總是安靜地呆在角落里，從不去打擾周恩來的工作，他經常一個人看報或者讀唐詩，有空就去山上果園轉一轉，或者幫工作人員看倉庫、做雜事。
周貽能
周恩來知道父親是寂寞的，可那時候他日理萬機，根本無暇陪伴父親，心里難免有歉意，有時候只能特地懇求工作人員，讓他們有空可以陪周貽能散個步、聊上兩句。
周貽能事事都依順兒子，可有一個愛好他卻戒不了，他祖籍浙江紹興，有空喜歡喝兩口老酒，而周恩來認為父親年紀大了，又是獨居，不應當再喝酒，喝醉了還要別人照料，周貽能就聽話地減少飲酒，只是有時候背地里偷喝兩口。
1942年6月，周恩來因小腸疝氣被送往歌樂山醫院做手術，為了不讓周貽能擔心，辦事處工作人員向他隱瞞了消息，而令人料想不到的是，7月5日，周貽能突然發起高燒，被送往另外一個醫院，看到前來探望的鄧穎超后，老人反復念叨著說：「我兒子為什麼不來看我？」
7月6日，正當鄧穎超在醫院陪伴周貽能時，收到了一封周恩來托人帶來的信，信上說，星期六是周貽能虛歲69歲的農歷生日，按民間傳統是該辦七十大壽的日子，他本打算當天出院，但由于剛做手術的原因，院方不讓他那天出院，周貽能受傳統文化影響比較多，過生日總認為當天過最好，所以周恩來讓她征求一下父親意見，如果周貽能愿意，就等周恩來回來再過生日，如果不愿意就算了，還讓鄧穎超體諒父親，不要強求。
而就在此時，周貽能的病情已經變得很嚴重了，鄧穎超不敢隱瞞，寫信說：「爹爹先發冷，繼之發熱，體溫四日未退，醫生診斷為瘧疾。」
她守在周貽能身邊日夜照顧，可周貽能畢竟年老體弱，高燒四天未退后，竟在7月10日這天病重去世。
這天，鄧穎超正好收到了周恩來從歌樂山醫院寫來的信，信里詳細叮囑說：
「「我對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轉稟他好望精養。我這里默禱他的康寧。爹爹的病狀，除瘧疾外，還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體力雖好，但他過分喜歡飲酒，難免沒有內虧。所以主治他的辦法，必須先清內火，消積食，安睡眠。東西愈少吃愈好，吃的東西亦須注意消化與營養，如牛乳、豆漿、米湯、餅干之類，掛面萬不可吃。假使熱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則宜進行清胃灌腸，勿專當瘧疾醫。」
此時的周恩來還躺在病榻上，他心里滿滿的都是對父親的牽掛和關心，鄧穎超讀著信，不禁難過得失聲痛哭起來，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很難過，他們商量后認為，周貽能已經去世、事情無法挽回，而周恩來身體還在恢復期間，最好是先瞞住消息，等周恩來出院后再說。
就這樣，周貽能的靈柩被暫時放在紅巖辦事處，準備等周恩來出院后再出殯。
而三天后，細心的周恩來還是從他們的神情和話語中發現了蛛絲馬跡，他驚得跌倒在地、臉色慘白、淚如雨下，生平第一次對鄧穎超大發雷霆，當眾責問道：「老爺子過世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通知我？跟我這麼多年，你還不知道我嗎？」
當天晚上，周恩來獨自在靈堂里為父親守靈，直到天亮……
第二天，他打破一生低調為人的原則，特地為父親在報紙刊登了一份《訃告》，沉痛地道出了自己對父親的深摯感情。
子欲養而親不在，是人間至痛。
父親的突然離去給周恩來內心留下了巨大的傷慟和遺憾，他將父親照片放在黑皮夾內貼身珍存多年，也將這份沉甸甸的父子情放在心里多年。
晚年周恩來
作為大國總理，作為中國的赤子，周恩來未能在父親面前盡孝，卻把全身心獻給了自己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