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樓，中國古代的合法妓院，很多歷史上知名的文人騷客、達官顯貴都曾光顧此處，留下不少纏綿悱惻的故事。

在青樓里為客人提供服務的女性工作者，就是世人口中的「娼妓」，她們身份低賤，卻充滿了神秘色彩，她們有著怎樣的喜怒哀樂，又有怎樣的「圈內文化」流傳至今呢？

青樓到底是「精華」還是「糟粕」，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有人覺得這地方就是個做皮肉生意的風流場，是男人們一擲千金發泄欲望，女人們為了金錢出賣肉體靈魂的畸形空間，是不容置疑的糟粕，應該被扔進歷史的廢紙簍里。

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見，認為青樓是人性的體現，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存在，況且青樓里也不都是皮肉交易，還有很多賣藝不賣身的才女，只是想在亂世中尋個暫時的歸宿罷了，不能因為后人脫離時代的片面理解而否定全部。

我們今天不去糾結這兩種看法到底哪個是對，哪個是錯，而是真正帶你走進明清時代的青樓，去真實感受一下「青樓文化」，只要你看到最后，想必一定會有自己的答案。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對全國做了一次人口普查，根據家庭背景和從事的工作將人「歸籍」，也就是現在的「貼標簽」。

樂工和女妓在這項工作中同被納入「樂籍」，也就是從事禮樂的工作者，對于崇尚儒家的中國人來說，禮樂的意義至高無上，可見此時女妓的地位非但不低，還挺受政府認可的。

當時來說，女妓就是女性藝術工作者的統稱，要麼會彈琴，要麼會唱歌，以賣唱過活，也是行院人家的主要經濟支柱。

小說最能反應當時的市井風情，特別是對于女妓這種不可能入正史的職業，我們也只能從野史小說中去探究它的真實模樣。

在明代小說家馮夢龍《賣油郎獨占花魁》里，劉四媽的衣食住行就是靠著行院女兒，經常有大戶人為劉四媽置辦家產，甚至她還以此為榮。

正如小說中劉四媽所言：

張郎送米，李郎送柴，往來熱鬧，才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

雖然官方將女妓劃入樂籍，可在尋常百姓看來，她們還是靠出賣色相，跟不同的客人賣萌撒嬌來過生活。

至于樂舞只是勾引客人的手段罷了，跟真正的「樂人」相去甚遠，這就造成了女妓對自身認知出現了錯位，有些人覺得需要堅守原則，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工作者，有人想的就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肉體賺錢。

在明代文言小說集《亙史鈔》中描寫了名妓蔣四娘和狀元呂蒼臣的故事，蔣四娘原是金陵名妓，狀元郎呂蒼臣曾是她的恩客，兩人日久生情，呂開始實踐他中年男人最大的愛好，勸失足女子從良，給蔣四娘交了贖身錢，然后八抬大轎娶進家門。

這是很多明清小說里經典的「士妓婚戀」的橋段，放在如今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放在當時不失一種潮流。

因為女妓在當時是一份正當職業，而且相比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大家閨秀，她們更懂得如何散發女性魅力，也更懂男人，在婚戀市場上搶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當時娶女妓當老婆的成本很高，特別是名妓，男方除了聘禮還要準備一筆不菲的贖身錢，可不是尋常百姓家能承擔起的，所以呂蒼臣娶蔣四娘還大有「炫富」的成分存在。

按照常理推斷，呂蒼臣可是蔣四娘的恩人，不但把她救出了水深火熱的賊窩，還給了她一個溫暖的家，提前過上了衣食無憂財富自由的貴婦生活，從此蔣四娘就該跟過去的生活一刀兩斷，當個賢妻良母相夫教子了吧。

可倆人結婚沒幾年，蔣四娘就跟呂蒼臣勇敢說拜拜，放棄了狀元太太的頭銜，扔下萬貫家財，繼續回到金陵青樓重操舊業去了。

難道是蔣四娘腦子進水了嗎？

當然不是，蔣四娘選擇嫁給呂蒼臣，是因為兩人當時都認定了對方是自己的唯一，能夠白頭偕老，可是婚后呂蒼臣對蔣四娘的態度急轉直下，再也沒有了過去的溫存，還接二連三娶了新的妻妾，讓蔣四娘的自尊心大受傷害。

如果蔣四娘是沒見過什麼世面的女子，也許只能打碎了牙齒往肚子里吞，可她畢竟是金陵名妓啊，哪受得了這種委屈，直接把丈夫一休，回青樓繼續逍遙自在去了。

在青樓里，男人可以花錢找姑娘，而姑娘也可以選擇是否接待，講究一個彼此自愿。

蔣心里認定，男女一直都是平等的，至于外面世界里的男尊女卑從一而終，在青樓文化里其實是不存在的，大多數女妓更推崇自由平等的[兩.性]關系，愛就在一起，不愛就分開。這樣看來，以蔣四娘為代表的的女妓不正是女性運動的先行者嗎？

在封建社會，女性大多都是工具人，必須要在男人的光環下生存，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結婚前叫「張氏李氏」，結婚后就成了「張夫人、李夫人」，唯一的任務就是生兒育女，操持家務。

青樓里的女妓們則完全是另一種生存模式，她們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非常清楚自己的價值所在，認定女性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青樓女子中不乏飽讀詩書、琴棋書畫樣樣俱佳的才女，她們選擇青樓的工作不是自甘墮落，因為只有這里才能實現她們追求的平等和自由，這也正是青樓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所在。

青樓女子不輸須眉的獨立思考能力讓她們顯得更加靈動有趣，故能夠讓那些才子、官吏、商賈趨之若鶩，把她們當成自己的「紅顏知己」，不惜一擲千金，甚至放棄自己的名譽和家庭。

伴隨青樓文化應運而生的還有女妓們常用的行內話，因為行業的特殊性，有些話題涉及隱私不便直說，所以女妓們溝通時少不了要用些「黑話」代替，而其中的一些詞甚至今天還在流行。

跳槽里的槽一般指大型牲口的食槽，比如給牛馬喂飼料的容器，跳槽就是主人把牲口賣了，牛馬要去新主人的食槽吃飯了，等于換了個東家。

對于剛剛大學畢業步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換工作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從一家公司轉到另一家公司工作，往往都會約上三五好友喝上一杯，慶祝「跳槽」成功。

這個詞在今天是很中性的，特指換單位、換工作，可是在青樓文化中，跳槽可不算是個好詞。

青樓里女妓一般都有幾個「熟客」，如果這些熟客膩了換了其他女妓，或者是女妓厭煩了某位客人選擇拒絕接客而去招待其他客人，都叫做「跳槽」，其中多少帶著幾分喜新厭舊、朝三暮四的貶義。

明代馮夢龍就在他的民歌集《掛枝兒》里寫了一首名叫《跳槽》的歌曲，歌詞是這樣寫的：

「你風流，我俊雅，和你同年少。兩情深，罰下愿，在不去跳槽。新相交難道便勝了舊相交？」

看來在青樓的行話里，跳槽就是從「舊相交」換了「新相交」，如果知道了這個由來，聽身邊人再說到這個詞的時候，會不會生出幾分別扭呢？

如今「出局」一詞一般指體育比賽或者游戲中因為失利而失去比賽資格，只能從參與者變成旁觀者，也就是局外人，不過在青樓的語境中，出局一詞卻有著另類的含義。

清代文學家李伯元在《官場現形記·第八回》就寫過這樣一件事：山東官員陶子堯初來乍到西薈芳，一旁的隨從就跟他說：

坐在這來來往往的轎子里的人，都是那些出局的妓女。

2018年江西美術出版社出版了李寶嘉的《文明小史》，圖書以1900年庚子事變為背景，描繪了晚清的社會風情圖，其中在第19回《婚姻金華桑普成鳳 女界改良須眉失色》中有如下描寫：

「妓女出局的轎子，往來如織。」

以上兩部書籍里的「出局」意為客人帶女妓離開青樓，另赴約會，跟如今的「出台」有幾分相似之處，等于女妓們賺取「外快」的一種方式。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出局方式，就是客人為女妓支付贖身錢后將其帶離青樓，就是徹底出了這個「局」。

如今的「開盤」一詞有兩個主要用途，一是指地產商新樓盤正式對外銷售的時候，二是工作日9點半股票交易開始的時刻。

在青樓文化里，這個詞卻有其他的含義，主要指女妓陪客人彈琴唱曲、飲酒、品茶、聊天，也就是提供精神層面的服務。

在青樓里做到花魁級別的，一般都是賣藝不賣身的，所以找她們「開盤」的人更多，需要提前好幾天預約才有機會，主打的就是一個饑餓營銷。

即便如此，每天排號「開盤」的客人也是絡繹不絕，比如在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胡適所寫的《日記》里，就毫不避諱自己對青樓（窯子）的喜愛，最高記錄是59天時間里「開盤」10次，平均一周去一次。

這樣看來，無論是股市還是地產的「開盤」，似乎都帶著一點自我宣傳和營銷的意味，跟這個詞的由來還是有很強關聯的。

如今的「調頭」一般指開車180度轉向，駛入對向車道，在公司管理層面，「調頭」往往意味著過去出台的某些政策存在方向性錯誤，需要進行及時的修正調整。不過在青樓語境中，「調頭」還另有深意。

晚清張春帆的艷情小說《九尾龜》第150回《矢從良纏綿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華》中有這樣的描寫：

「月芳便和他說下個月要調頭到寶華班去，間搭天津地方勿比上海，堂子里向格賬才是一個月一算格，調頭也是一個月一調。」

晚清韓邦慶吳語小說《海上列花傳》第48回《誤中誤侯門深似海　欺復欺市道薄于云》中寫道：

「先去借仔二千，付清仔身價，稍微買點要緊物事，調頭過去再說。」

以上兩部小說中「調頭」都是從青樓女子口中提起的，意思就是準備換一家單位工作，跟現在的「跳槽」是一個意思。

「跳槽、開盤、出局、調頭」都是現如今人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詞匯，可大多數人卻并不知道這幾個詞的出處竟然跟「青樓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雖然青樓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是青樓文化依然沒有徹底滅絕，反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新的語境中進行了自我迭代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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