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雖然飽受內憂外患，但在文學上則是一派欣欣向榮，涌現出不少文學大師，當然大師也要吃飯，靠文筆吃飯無可厚非，但要說最迷戀的錢財的文學大師沒人能比得上林語堂了。
林語堂是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一位翻譯家和語言學家，因為在文學上有突出的貢獻，一度兩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事情，其代表作《京華煙云》一度被改編為電視劇深受好評。
林語堂
不過林語堂一生迷戀錢財，這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文壇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與文人講求的「君子固窮」背道而馳。
林語堂早年留洋，回國先去了清華任教，后又出任了北大教授和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教務長及主任一職，1924年，林語堂闖蕩上海灘，準備靠筆生活，不過當時上海文化出版行業競爭非常激烈，打著各種旗號的刊物多如過江之鯽。
林語堂
很多讀者面對眼花繚亂的刊物一下子不知道如何選擇，因此直接選擇有名的作家來讀，這就造成了名作家一稿難求，普通作家數稿難發，加上很多來自北方的文人集體南遷，讓上海出版行業競爭更加白熱化。
初到上海的林語堂就陷入這樣的境地，本來想安安分分靠文字吃飯卻發現這碗飯并不是他想象的那麼好吃，甚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窮則思變，他想到了一個絕妙的辦法， 這就是一篇文章兩次發表，一篇中文，一篇英文，這樣就可以獲得兩份稿費了。
林語堂和魯迅
但對于林語堂來說這只能暫時解決吃飯問題，想要過上舒服的生活僅僅這點稿費是不夠的的，沒想到善于觀察的林語堂發現了賺錢的機會。
當時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周越然編寫的《模范英文讀本》被選為了教科書，一本教科書靠版稅收入賺了不少錢，而且還是長期的，林語堂看出教科書簡直就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加上當時學校對英文科極為重視，日后的市場絕對不可限量。
于是他找到了語絲社的出版者孫伏園，問他能不能找個書局幫忙接洽一下，而孫伏園認識不少出版商，很快答應下來，恰好開明書局的老闆章錫琛看出周越然的讀本不太符合英文習慣和語法規范，打算找一位留過洋且英文造詣高的人重新編印一本。
一開始章錫琛打算找方光燾的，但方光燾因為忙碌交稿日期一拖再拖，章錫琛顯然等不及，于是林語堂毛遂自薦加上孫伏園當中間人，章錫琛一口答應。
不過開明書局剛剛成立，資金周轉不靈，無法一次性提供買斷的費用， 林語堂便提出按15%的市場價格抽稅，而且寫書期間開明書局每月先預支300銀元，這筆錢日后在版稅里扣除即可 。
《開明英文讀本》
林語堂知道這是自己的機會，于是投入全副精力進行編寫，林語堂本來就在萊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底子專業，自己又下苦功夫，短短幾個月就完成了《開明英文讀本》，推出后深受市場的歡迎，一個月加印好幾次，順帶著讓開明書局也火起來了，其他書也紛紛大賣。
由于《開明英文讀本》的火爆，其他書局紛紛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名氣最大的世界書局匆匆找來剛畢業的林漢達編寫了一套《標準英語讀本》，憑借雄厚財力鋪天蓋地打廣告，嚴重影響了《開明英文讀本》的銷售。
林語堂也買了一本《標準英語讀本》，卻發現很多內容都是抄襲自己的，于是以開明書局的名義致書世界書局，要求世界書局停止侵權并且賠償書局，世界書局卻根本不理睬，倒是林漢達理虧登門無果后留下便條致歉。
開明書局
章錫琛正苦于沒有辦法，靠便條大做文章，以《世界書局標準英語讀本冒效開明英文讀本之鐵證》為標題發表在報紙上，令出版界嘩然一片，世界書局自然不甘心，重金聘請律師反而告開明書局誹謗，加上法官的偏袒，開明書局幾乎要敗訴了，還得賠償足以令自己破產的錢。
好在林語堂當過官，對于官場那一套自然耳濡目染，直接上書將兩本書對照的可疑之處列出來，提交給當時的教育局主事人，當年曾經擔任北大教務長的蔣夢麟，蔣夢麟下令嚴審此案，經過多方取證和討論，雖然林語堂指控成立，但上海地方法院卻在世界書局壓力下維持了原判。
晚年的林語堂
但林語堂并不是沒有辦法，將教育部批文做成大幅廣告，連夜送往各大報社，提前和公眾見面制造輿論壓力，輿論沸沸揚揚，雖然法院硬著頭皮判開明書局犯有詆毀罪，但只是象征性的罰款30元。
林語堂更是乘勝追擊，以部批文件為要，親自撰寫文章，讓世界書局在道義上和輿論上失去立場，聲譽大跌，最終答應單方面賠償開明書局損失并且答應答應銷毀《標準英語讀本》。
靠著這件訴訟案，《開明英文讀本》在上海銷量飆升，而林語堂又趁熱打鐵，推出《開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學讀本》、《開明英文講義》等一系列教科書，甚至邀請豐子愷配漫畫插圖，一時間開明書局的英文教科書風頭一時無兩，連商務、中華這樣的書局都自嘆不如。
而靠著教科書的版稅收入， 林語堂從開明書局獲得30萬銀元的版稅，而魯迅年薪不過四千多銀元，初次下海的林語堂靠著源源不斷的版稅讓經濟窘迫的他搖身一變，成了上海文壇數一數二的富人作家。
《論語》雜志是林語堂和一群意氣相投的人創辦的雜志，本著雜志是大家說話的地方，說不定還沒人買，也沒計較編輯費和稿費，但沒想到《論語》開賣就非常火爆，讓背后的時代書店狠狠賺了一筆。
等《論語》出到第十期的時候，林語堂找到時代書店老闆劭洵美要求提供稿酬，索要稿酬無可厚非，劭洵美自然答應，但他并不管理財務，由總經理章克標負責，章克標根據市場價格提出給編輯部每月100元，然后稿費千字二到三元的酬薪，相當于時價的平均水平。而且每期都要由出版社時代公司帶著稿費和編輯費去，他才給稿件。
《論語》雜志
隨著《論語》發行量越來越大，林語堂自己還有正職忙不過來，于是邀請兄長林憾廬和陶亢德負責，但在章克標眼里卻將林語堂此舉當做發展私人派系之嫌，雙方摩擦越來越大，後來林語堂覺得應該漲工資了，于是要求提升編輯費到200元。
章克標卻對林語堂的提薪要求態度十分強硬，拒絕加薪，大受悶氣，恰好良友圖書公司準備辦刊物，盯上了林語堂， 提出了每月500元的編輯費，林語堂看到條件優厚自己又受不得閑氣，一氣之下脫離了《論語》。
1935年后，應美國作家賽珍珠邀請他前往美國旅居并且寫作，三十年代的美國版稅豐厚，也讓林語堂賺了不少錢， 1938年的時候，林語堂一年收入近4萬美元，最夠家庭開支，甚至還可以接濟國內難民和親戚。
在美國的林語堂
1939年，林語堂年收入4.2萬美元，那時候他的《生活的藝術》成為全美暢銷書冠軍，穩居榜首達52周，用英文寫的《京華煙云》在美國也多次再版，在抗戰時期銷量高達25萬冊，而為了讓翻譯者也賺一筆錢，他打算讓郁達夫翻譯成中文，不過郁達夫忙著失婚，沒空翻譯他的小說。
在美國期間（1936年-1954年）， 林語堂出版、再版68部作品，其中版稅、演講費和稿費約獲得76萬美元，這可是一筆大收入，而在1940年，林語堂第一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
雖然林語堂賺錢多，但他花的地方也多，比如林語堂大舅子病亡后留下二十多口人需要他接濟；自己姐夫去世后留下八個孩子需要他接濟；自己大哥去世后留下孤兒寡母也需要他接濟；二哥失業，留有七個孩子需要他接濟，三哥半失業，三嫂體弱多病，也需要他救濟，可以說林語堂擔子也不小。
早年的林語堂與夫人廖翠鳳
1940年，林語堂返回國內，在重慶購買了一幢四室一廳的五間居室作為住家，後來出國則捐贈給「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抗戰時期，在法國的他還捐款4220法郎，認養了6名中國孤兒，順便把將《宇宙風》的版權贈給大嫂，補貼大嫂家里。1939年初，因為對法幣有信心，林語堂花了1.6萬美元兌換了10萬法幣，後來又用2.3萬美元兌換了13萬法幣，分三筆存放，打算每個女兒22歲的時候都可以領取10萬法幣，但沒想到抗戰讓國內通貨膨脹變得越來越厲害，僅僅幾年，林語堂價值幾萬的美金全部變為廢紙。
林語堂和三個女兒
投資失敗只能算小事，林語堂早些年立志發明中文打字機，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探索，林語堂花了10萬美金購置設備，一再嘗試，但因為無法回收成本連家庭日常生活都無法維持，走投無人下被迫賣掉了紐約的公寓和傢俱，用于償還債務。
打字機最終還是搞出來了
恰好他打算前往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但因為歷年欠下美國個稅3萬多美元而不能離境，好在好友借了一筆錢加上《蘇東坡傳》的版稅，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當然以上賺錢都是林語堂靠版稅收入，無可厚非，但真正讓他晚節不保的是南洋大學期間的事情。
1954年，新馬地區華僑想要復興文治，籌集了400萬美元的巨款建造了南洋大學，本來請來了清華的前校長梅貽琦擔任校長，但林語堂應邀前來后開門見山提出要當校長，考慮林語堂影響力如此之大，對創辦南洋大學有很大好處，自然沒什麼問題，不過林語堂當了校長之后卻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出現各種問題。
籌建的南洋大學
首先就是將自己女兒、女婿、侄子都安排為南洋大學副校長、校董以及辦公室主任等職，又將好不容易建好的校舍全部推平，重新耗費巨資建立新的校舍，極大的浪費南洋華人的血汗錢，畢竟這些錢都是僑胞們在外打拼多年，一點一點湊出來的
不僅如此，林語堂還要求南洋大學開出高額的工資，提出給自己月薪3000元外加600元辦公費，這個工資水平在當時全世界校長中是最高的，比哈佛和牛津大學的校長待遇還要高出一截，林語堂的高薪要求南洋校董也答應了。
但林語堂還不滿足，打算把南洋大學建校的全部資產2000萬收入自己囊中支配管理，相當于爭奪財政大權，這項無理的要求終于惹怒了籌建南洋大學的校董和出資人了，雙方爭論不休，林語堂一氣之下將南洋大學校董告上了法庭，聲稱自己可以退出南洋大學，但南洋大學必須
賠償30萬5203元（約十多萬美金），這在當時足夠建造一座新的教學樓了。但最后僑胞們還是花了這三十萬元，將林語堂這位大師打發到美國，南洋大學出了巨資，林語堂輸了名聲，可謂晚節不保。
晚年在陽明山故居陽台
1966年，林語堂定居台北，出版了《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這也是他一生寫作的巔峰之作，并且于1975年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晚年的林語堂卻不幸患上老年癡呆，忘記了很多東西，但卻沒忘記自己的初戀，最終在1976年病逝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