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官場上有「漢人地方官最高為布按」的說法，現在看來這種觀點未必準確，整個乾隆朝，漢臣督撫多少還是有一些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漢人督撫的總體數量很少，不到旗人的三分之一。而且總督這個級別，更是不到四分之一。
清代皇帝向來把「滿漢一家」掛在嘴上，可世人都知道，越是這麼喊越顯得滿漢不是一家。在各省總督的任命上，更是體現了重滿抑漢的這一基本原則。
在皇帝看來，大學士、軍機大臣，以及各部尚書都舍得給漢臣，唯獨總督一職不敢輕易授予漢人，大致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明代發明總督的時候，其本意是讓京官到特地的區域統籌一個或數個省的軍務，盡管清代將總督一職地方化，但總督偏向軍事的這個基本職能始終沒有變。
我們知道，清代京城各部院衙門實行的是滿漢雙軌制，堂官既設滿又設漢。也就說是，從體制的層面而言，清代最高統治者并沒有剝奪漢人升任各部尚書的權利。
從品級來看，各部尚書自雍正以后被統一定位從一品，這個從一品是實打實的，沒有半點水分。
各省總督例由兵部尚書的兼銜，名義上看也是從一品的。不過在官方文獻中，比如《大清會典》中，依然把總督的品級視為正二品，即原品為正二品。
清代的加銜很有講究，通常我們認為總督加了兵部尚書和都察院右都小編銜以后，就有了節制轄區文武和監督百官的權力。
事實上，總督并非都加兵部尚書銜，關鍵取決于總督之前的官職。比如以在京尚書出任總督，那麼肯定是加兵部尚書銜的；如果是在京的侍郎以及各省巡撫升任總督的，那麼就要請旨，至于是否加尚書銜要看皇帝的意思。
但自道光以后，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基本形成定制。有一個誤區是需要指出的，總督不管加不加兵部尚書銜，和他實際的權力并無多大影響，仍舊可以節制轄區綠營以及監督百官。
說白了，給總督加尚書銜只是一種榮譽性的做法，這一點與大學士加太傅、太保是同一個道理。
既然總督比尚書地位略低，那麼為何到了漢人這里，反而是總督的含金量更高了呢？
其實也不難理解，漢臣如果在京為各部尚書，除了以大學士管部，或是資歷威望很高的以外，基本上都是滿尚書的陪襯，手里頭的實權少得可憐，無非就是湊數而已。
總督就不同了，因為清代官制中地方官并不實行滿漢雙軌制，總督一職非滿（統指旗人）即漢。
總督的事權極大，軍政、民政、司法以及外交等領域幾乎無所不包，皇帝在授予總督時極為慎重，尤其是乾隆皇帝，向來對漢臣有成見，認為他們靠不住。
乾隆中期最極限的情況下，全國八個總督清一色是滿員，十五個巡撫漢人也僅占五席，所以漢臣私底下就發牢騷，說漢人到了地方以后，能做到布政使、按察使已經是天花板了。
六部尚書在皇帝眼皮底下，所管理的也僅限于本部事務，他們不像大學士、軍機大臣那樣有最高決策權。皇帝和軍機大臣們拿了主意后，由各部去具體執行。這樣一來，尚書自然難有作為。
不僅如此，像戶部、刑部兩個衙門，由于涉及錢糧、刑名兩項最重大的事務，此二部非但不容易出成績，還經常因辦差不合上意而受到各種處罰。特別是刑部尚書，任上如果不落下幾個處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總督主管一省或數省軍政事務，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只要不出現錢糧虧空、轄區內百姓不造反，那就屬于政績突出。
如果要是遇到突發情況，比如水旱自然災害時賑濟得當，或是國家用兵協調有功，那麼就屬于政績十分突出者，遇到這些情況，皇帝都會下旨褒獎，賜上一個太子太保或是加上一個大學士銜。
總的來說，總督正常情況下是不會調到京師任職的，這是因為總督和尚書的工作性質不同。可以這麼認為，皇帝提拔官員當尚書不難，而要培養一個得力的總督，則需要花費極大的精力。
有清一代，沒有出現過地方督撫造反的情況，這與清代皇帝約束地方督撫不無關系。
根子還是出在重滿抑漢上，因為總督多為滿員，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說什麼也不會拉起隊伍造皇帝的反，因為他們的身份就是旗人，總不至于自己造自己的反吧。
而讓漢人大范圍擔任總督顯然是不放心的，畢竟大清朝是滿人建立的政權，自古以來在漢人心中都認為少數民族都不適合做中原的主人，并且清代的皇帝也不怎麼自信，對人口眾多的漢民族心存敬畏。
如果八個總督中，大部分都是漢人，那麼就會存在隱患，中央威望很高的時候倒是不擔心，可一旦國家遇到重大突發情況時就很難說了，皇帝不敢保證這些漢人總督們沒有異心。
有一個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曾國藩收復武昌后，咸豐皇帝很高興，下旨讓他署理湖北巡撫。
不料朝中有位軍機大臣說，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在籍侍郎，他憑借湘軍就可以收復武昌，如果讓他擔任實權的巡撫，豈不是比太平軍更具威脅。
咸豐馬上就被警醒了，很快下旨奪了曾國藩的巡撫頭銜。咸豐十年的時候，朝廷到了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授予曾國藩兩江總督一職。
當然，總督比尚書含金量高的說法僅限于漢人，并不適用于滿人，各位讀者不可錯誤理會小編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