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清軍兵鋒降臨,那些編入八旗漢軍的明末農民軍都有著怎樣的下場
2023/12/09

八旗制度為有清一代之重要制度,為治史者所高度重視。在八旗制度的發展史上,愛新覺羅家族將不同民族、不同軍事集團及宗族組織編入八旗,以此加強自身的力量。

這就使得,八旗內部的群體分類極為復雜。正是這種極為復雜的分類,對于滿洲民族共同體與當今滿族的發展起到深刻的影響。

在八旗漢軍內部,若是以入關時間為分界點則「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后投誠入旗者」。而如果以人丁來源作為標準,則可以分為「祖家將」「李家將」等。

進入順治朝,隨著清軍的入關南下愛新覺羅家族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作為八旗組織的重要力量一八旗漢軍,通過「分求投誠官于八旗,編為牛錄」,得以擴編。

在這些編入八旗漢軍的降清官兵中,亦有部分明末農民軍成員。這些人先是自明末崇禎年間參與推翻明王朝的起義.

而后尊奉朱明皇室。當清軍兵鋒降臨之時,便立刻降清,被編入八旗漢軍。

白廣恩家族

白廣恩.生年不詳。由于「初從混天猴為盜」混天猴因明思宗裁撤陜西驛站而「所在蜂起,或掠秦,或東入晉」。

因此,可以判定白廣恩為陜西地方人氏。與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同出一省崇禎三年,跟隨混天猴的農民軍「攻陷宜君、廊州襲靖邊」。

在此期間,與李自成、高杰等人有所交往。然而,此時農民軍統帥的軍事水平參差不齊.無法聯合作戰。因此,被洪承疇所率領的明軍逐個擊破。

崇禎五年八月,「洪承疇敗賊于甘泉,賊首白廣恩降」白廣恩投降后,為明王朝消滅農民軍,「屢立戰功」,官至薊州總兵。

崇禎十三年,松錦之戰爆發當年十二月,明思宗「徽調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云總兵唐通,及曹變蛟、白廣恩,山海關總兵馬科,遼東總兵吳三桂、王廷臣合兵十萬」,在洪承疇的率領下出關支援。

抵達遼東后,「以廣恩代左光先為援剿總兵。由于明朝軍隊野戰失利八旗軍隊隨即以「圍城戰術」將錦州等地徹底包圍加之城內糧草無多,「總兵王樸怯甚,先遁。

于是,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遍野。遙望火光,謂在不敢前走,還為伏兵所截.大潰」[5).明軍「脫者僅一百余人,獨白廣恩還松山」。

崇禎十五年二月,「松山破,承疇就擒,并擒廣恩子良強」

,白廣恩則突圍成功。突圍生還后明王朝任命白廣恩「代馬科鎮山海關」。

在當年,八旗軍隊入關劫掠。在龍王口一戰中,白廣恩陣斬多名八旗將領。然而明思宗因其農民軍出身,「惡廣恩觀望,降旨謠責」,君臣之間產生嫌隙。

而后,八旗軍隊有序撤回關外,「白廣恩等八鎮兵邀于螺山,皆敗走。帝聞,大怒」,進一步加深了君臣間的不信任。后明思宗不得已,「遣中官貴二萬金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遂驕」。

崇禎十六年,白廣恩轉隸于孫傳庭的魔下,以期剿滅李自成農民軍。「當是時,自成已據有河南湖北十余郡,自號新順王,設官置成,營襄陽而居之」,成為不可小覷的軍事力量。

因此,孫傳庭急令白廣恩與從李自成陣營變節而來的高杰,率兵自潼關南下。由于明軍各部之間的不協調與戰斗力的衰弱,與大順農民軍交戰,「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萬余」。

后明軍殘兵退守潼關,然而「高杰以廣恩賣已于寶豐,以致敗,擁兵不顧」,「未幾,潼關亦破,廣恩西奔固原。賊將追躡及之,即開門降。自成大喜,握手共飲,封桃源伯」,白廣恩再次回到農民軍陣營。

投降李自成后,第二年隨大順農民軍參加攻打北京的戰斗,最終攻陷北京,推翻明王朝的統治。然而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拒不投降李自成,因此,「遣降將唐通、白廣恩將兵東攻」。

時吳三桂聯絡睿親王多爾袞共擊大順農民軍,在一片石之戰中,李自成戰敗,大順農民軍損失慘重。

幾天后,白廣恩跟隨大順農民軍退出北京,之后撤回明末農民戰爭的主要策源地陜西。順治二年,英親王阿濟格率兵剿滅大順農民軍,兵抵陜西時,白廣恩請降。

清王朝因其為大順農民軍中最早降清的高級將領,有示范帶頭作用因此,命「隸漢軍鑲黃旗」。順治五年,授予白廣恩「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

順治十年,以「白廣恩兄子良柱」承襲世職。按照八旗世職承襲的規定「拜他喇布勒哈番,襲兩次」。白廣恩家族很快在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

白文選家族

白文選,陜西吳堡人。「明末,從張獻忠為盜,成為大西農民軍的成員之一。明清之際,白文選隨大西農民軍割據四川,任「獻賊偽前軍府都督。

順治三年,清王朝「以張獻忠等賊,肆虐巴蜀,生靈涂炭,罪惡貫盈,天人共慣。特命爾和碩肅親王行靖遠大將軍事統兵前往」,發起消滅張獻忠及大西農民軍的軍事行動。

當年十二月,肅親王豪格率軍在西充一役「斬獻忠于陣」,從而宣告清王朝占領四川全境。張獻忠陣亡之后,大西農民軍余部在劉文秀與李定國等人的率領下,退出四川。

白文選作為其中的一員.「從孫可望潰走川南」。此后,孫可望及李定國等人「附于明桂王朱由榔」,即挾持永歷帝為傀儡,以爭取最大化的利益。

此后,作為孫可望部的一員,其間雖有獲勝之戰,然大西農民軍與清軍之軍事實力對比極為懸殊,造成敗績頗多。

因此,其主要的使命便是協助李定國,保護永歷小朝廷退往云南。在此期間,與李定國多有往來。

因此功,「文選入朝......封白文選為鞏國公」。后為調和李定國與孫可望的矛盾,永歷帝「差白文選來議和,可望拘留之」。

然而在順治十四年,孫可望因與李定國等人利益分配不均,發動叛亂。孫可望「復用文選,令統諸軍前行」。

在戰爭的關鍵時刻「文選輕騎奔定國」。造成孫可望大敗虧輸,從而降清。因此功,「封白文選為鞏昌王」。

順治十六年.

清軍南下云貴高原,準備一舉消滅南明永歷政權。面對清軍強大的攻勢,李定國不敵,「戰屢敗,令文選為殿」。

其后,與永歷帝共同退入緬甸境內。在緬甸境內,為奪回永歷帝,白文選率兵多次與緬甸軍隊交戰。順治十八年,清軍深入緬甸境內。當清軍「偏師追之及孟養」時,白文選投降。

白文選降清后,因其在大西農民軍中的較高地位。為穩定降兵之心,「詔封文選承恩公,隸正白旗漢軍」,成為了一名漢軍旗人。

康熙十四年,白文選死,清圣祖「賜祭葬如例」。承恩公之爵位,以其子白繪「降襲一等精奇尼哈番。卒停襲」。由此,白文選家族退出了歷史舞台。

孫可望家族

孫可望,陜西米脂人。關于其出身,《明季南略》記載:「一無賴子,流落為賊」

。雖然這句話帶有主觀性質的偏見。

然而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孫可望本人原有社會地位的低下,以及參加農民軍的主要原因---改變社會地位,實現階級流動。

因作戰勇敢,成為張獻忠的四名義子之一。在張獻忠割據四川期間,「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

順治三年,張獻忠于陣前戰死,「可望與定國等率殘眾南竄,道重慶、蔡江、遵義入貴陽」。占據云貴高原后,孫可望「稱平東王;李定國稱安西王,艾能奇稱定北王劉文秀稱撫南王。四人同稱王,議推可望為主,凡事聽其號令」。

一時之間,成為大西農民軍的靈魂人物。同時,通過奉南明永歷流亡政權為正朔使這些大西農民軍出身的武裝人員,從明末崇禎年間為社會主流所不齒的「流寇」

群體,「洗白」為正規的社會集團。

然而因南明官員始終對于大西農民軍保持偏見,對李定國與孫可望多有離間。加之在謀封「秦王」問題上,李定國與孫可望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

因此,在順治十四年,正式與李定國部開戰。時李定國兵至貴州,大敗孫可望之兵,可望棄貴州走武岡州,降于清」。

清王朝由于已經做好進軍西南的準備,孫可望作為熟知對方軍事布防與地理情況的高級將領,「盡圖山川迂曲及諸將情形、兵食多寡獻之」這些資料,成為清軍進入西南山區最為重要的軍事情報。

因此,清世祖「封義王」,「其長史等官及護衛,俱視多羅郡王例」,「命隸漢軍正白旗。孫可望家族由此成為了八旗的異姓王家族,實現了社會階層的大躍升。

順治十七年,「義王孫可望卒」。義王爵位先后由其子孫微淇孫微淳承襲。與白廣恩家族及白文選家族不同的是,孫可望家族在順治朝、康熙朝、雍正朝均備受重用。

康熙七年,孫徽淳與愛新覺羅家族的宗女成婚。康熙八年,孫徽淳被授予「固山額駙」的稱號。

在當年,清圣祖將隨孫可望一同投誠的大西農民軍官兵及其家人在正白旗內編立兩個佐領,即正白旗漢軍都統第四參領所屬之第六佐領與第七佐領均由孫可望家族成員承襲。

換言之,這兩個佐領便是八旗漢軍的「明末農民軍舊部佐領」。即便在王爵因降襲制度而取消后,孫可望家族通過佐領這一途徑入仕,依然為八旗顯官世家。

在清圣祖親政之后,孫可望之子孫微灝在康熙朝先后擔任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鍍黃旗漢軍副都統、鑲白旗漢軍都統等重要旗內職務。

在清圣祖率軍親征準噶爾部的戰爭中,孫徽灝作為八旗漢軍火器營的將領隨軍出征。康熙五十六年,清圣祖賜予孫可望家族一等阿達哈哈番的世職,由孫可望的第三代后裔孫弘相承襲。

進入雍正朝,孫可望家族承襲的兩個佐領,被定為「富朱禮佐領」,即勛舊佐領享受與開國五大臣后裔同樣的地位。

因此,這支以「張獻忠養子」而發家的漢軍旗人家族,再一次達于政治舞台上的巔峰。然而隨著清王朝儒家化的加深,其農民軍出身亦是受到了各方勢力的排擠。

康熙朝的漢軍旗人孟熊飛曾經說到:「孫可望,系流寇張獻忠余黨擾亂邊睡。后為彩賊李定國所敗,眾散勢孤,窮蹙乞降。前有重大之罪,后無纖微之勞。我國家格外殊恩,授以義王顯爵」。

言語之中,無不透露出其厭惡之心。至乾隆朝,清高宗下令:「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后不必承襲」。孫可望家族成為了普通的漢軍旗人,不復往日的輝煌。

編入八旗的明末農民軍成員,不僅包括以上三人,還有很多。例如張獻忠的養子李定國,因緬甸軍隊押送永歷帝至清軍陣前,「定國走死猛臘」。

其子李嗣興立即降清,后入旗,成為「漢軍正黃旗人」。「李定國之孫」李天知歷任三等侍衛、佐領、副將等職,清世宗對其考評為「旗下樣子的人像輝邦小材料」。

李定國的后裔已經出現了部分「滿洲化」

現象。張獻忠的另一名養子艾能奇,其子艾承業降清后,撥隸八旗,「入鑲黃旗」。

漢軍旗人家族在明清兩朝的行動軌跡來看,這些漢軍旗人及其家族成員的行動完全以「受享富貴」的價值觀為導向,無論是最初的反明起義,還是后續服務于明清政權,皆為如此。

然而無論是擁戴朱姓政權,還是投于愛新覺羅氏政權,皆因其「流寇」出身,始終為這兩個政權所不齒。

尤其是在乾隆朝,編慕《貳臣傳》時,將白廣恩白文選、孫可望三人全行編入乙編,而列入乙編者,大多「進退無據,謬托保身」,便是最好的明證。

嚴禁無授權轉載,違者將面臨法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