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在第五屆南京森林音樂會上，呂思清奏響了《梁祝》，現場無數觀眾全都激動不已，沒想到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很多人年華老去，這首歌依舊顯得那麼年輕。
自《梁祝》誕生以來，無數音樂家都爭相去演奏它，還曾被改編成二胡協奏曲和清唱，甚至融入過冰上舞蹈的元素，對于喜愛音樂的人們來說，《梁祝》已經如同彩蝶飛入了世界音樂的殿堂。
而《梁祝》之所以讓人感動，不僅僅是因為音樂性，更是它背后所蘊含的故事。
梁祝的故事，已經流傳了一千七百多年了。
據說，越州上虞有一位名叫祝英台的女子，從小就喜歡讀書，在封建時代，她也非常希望能夠外出求學，只是這個夢想始終沒有辦法實現。
為了能讓自己有學可上，她干脆女扮男裝一路前往越州，結果在路上遇到了梁山伯。
兩人最初的交流便格外順暢，因此也結伴而行，共同奔赴越州。
到了越州后，需要用銀子的地方不少，兩人身上的錢都不多，便同吃同住，只不過梁山伯是個典型的「直男」，再加上祝英台善于偽裝，女子之身并沒有被發現。
祝英台總是想暗示身份，可梁山伯屢屢反應不過來，不得已的情況下，祝英台只好托出實情，梁山伯才恍若隔世，不過這件事也被一位名為馬文才的人得知。
後來，祝英台的家中寫信讓她早日回家，她無可奈何，并在走前留下了一封信件，內容為「二八、三七、四六定」不過憨厚的梁山伯卻誤解為一個月后前去提親。
待到梁山伯滿臉笑容地前往祝家，這才知道已經被馬文才搶了先機，「父母之命不可違」也是祝家的規矩。
梁山伯頓時心如刀絞，漸漸也思念成疾生了大病，希望祝英台能夠前來探望。
可祝英台也已經訂婚，不能順著梁山伯的意思前去探望，只能回信說此生無緣，希望死后可以一起葬在南山之中。
不久后，梁山伯因病離世，祝英台也快要結婚了，她要求婚可以結，可迎親的隊伍必須要經過南山，她需祭拜梁山伯。
結果，待到梁山伯經過的時候，瞬間風雨大作，梁山伯的墳墓也竟然裂開，祝英台奮不顧身地跳了進去，隨后，一對胡蝶就飛了出來。
這段凄涼的愛情故事，也被稱為古代 「民間四大愛情故事」之一，有著很高的地位。
不過從這種表述來看，「化蝶」的故事必然是假的，那麼這樣，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墓又是怎麼回事呢？
從有「梁祝墓」一說開始，各種各樣的版本便已經涌現了出來。
最早的時候，汝南縣便有過「梁祝墓」，經過專家的考證，出土的墓墻也被證明為晉代的墓穴，置放在古官道兩側，按照中國歷史的傳統，夫妻兩人在沒有結為連理的時候也是不能合葬的，所以這里也一度被認為是最符合情況的。
并且，著名學者馮浣君也提出了一些論證，他表示梁祝的傳說也應當發生在河南一帶，此外，其他很多著名的愛情故事都發生在河南，從傳承的角度來看，梁祝應該不會跑得太遠。
1932年，學者錢南洋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故事中流傳下來的「化蝶」則有著兩種說法，其一為「裙化蝶」，其二為「魂化蝶」，這種說法應該是從「韓憑妻化胡蝶」中演化出來的。
這種說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站住了腳，一直到1997年。
這年7月，位于浙江寧波的梁山伯廟出土了一座晉代合葬墓，墓穴的位置與志書記載的梁山伯縣令身份非常吻合，墓志銘也清晰可見，這里的「真實性」一下便上來了。
按照相關的記載，梁山伯本身就是寧波府鄞縣縣官，為人非常清廉，并且膝下無子，中年喪妻，一直郁郁終生。
後來，梁山伯去世以后，眾人將他入藏的時候刨出了祝英台的墓碑，看到這幅場景，大家讓然感覺到非常惋惜，可又不忍心拆除掉祝英台的墓。
思來想去，大家覺得將梁山伯埋葬到其他地方也極為不妥，干脆合葬在一起，黑色的碑為梁山伯，而紅色的碑為祝英台。
晉代的謝安將梁山伯的故事上報給朝廷，皇上聽聞以后也深受感動，并親封祝英台墓為「義婦冢」。
這件事就開始在當地流傳了起來，隨后影響越來越大，擴散到了全國。
到了唐宋年間，故事也傳到了高麗，高麗的相關史籍中也明確記載了兩人的基本信息和生平故事，也算是有據可循。
一千多年以來，梁祝的故事仍然是經久不衰，這是東方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被很多文藝作品奉為歌頌愛情的題材。
可是，即便如此，浙江這處千年古廟之中發現的「梁祝墓」，依然不能夠被稱為官方的說法，由于年代久遠，再加上缺乏權威的記錄，具體的內容直到今天依舊無法確定下來。
可是，由于寧波的這處墓穴發現了墓碑，能夠證實「梁山伯」的身份，也被認為是最為可靠的結果。
「梁山伯」確實就在這里，可故事講了一千多年的時間，大部分內容又是從民間傳說出來的，從而無論哪里聲稱發現了「梁祝墓」，大家都不會太過震驚了，畢竟到現在為止，已經接近十個地方聲稱出現過「梁祝墓」。
可是，這里經過考古發現了「梁山伯」，卻未見傳聞中「祝英台」的蹤跡。
而且，每一處「梁祝墓」都有資料的佐證和專家的研究肯定，所以便有了幾種可能：梁祝是真的，墓也是真的，不過雙方對不上號；要麼就是梁祝的故事有過正確的版本，不過經過坊間的流傳以后，越來越顯得神話化了；還有一種可能，便是梁祝并未使用真名，而是某人的代替。
寧波這處墓名字和地點大概對上了，可大家又提出了疑問。
他們合葬在一起，按照當時的規定就是不允許的，法令條文就擺在這，再過凄涼婉轉的愛情也不可能打破多年的傳統。
此外，這段愛情的之所以婉轉，便是因為梁山伯沒有得到過祝英台從而成為遺憾，那麼這就和浙江寧波這處古墓有些出入了。
可以說，梁祝也確實存在并且相愛，到現在為止梁祝之間的愛情依舊沒有被推翻，只不過也不能找到一個使所有人都信服的證據，至于「化蝶」，只是人們在傳播過程中的一種美好想象，因為里面寄托著大家的思想感情。
如果真的一定要有一個真相，那麼依舊還需要更多的考證，只不過不知道這一天要何時才能到來。
很多學者就這件事做了大量的工作，梁山伯到底是確有其人還是傳說人物，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定論。
其中，絕大多數的傳說中，梁山伯就是一介書生，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愛情故事，在這種描述中，梁山伯的形象非常單薄，人也比較木訥，比如《同窗記·訪友》、《柳蔭記》等都是這樣的描述，在福建等地的流傳中，梁山伯還考上了狀元。
第二種主流點的說法，就是民國時期考究的結果，一些人認為梁山伯是一位縣令，幫助朝廷做了很多事情，後來皇帝封了梁山伯為「義忠王」，并且修了廟宇，這些在明代的《浣水續談》等均能查到原委。
順著傳說的故事走下去，還有一種說法，梁山伯是由神至人，現在看來，這種說法幾乎沒有可信度了，不過它的影響力一直都比較大。
這種說法覆蓋了江蘇、浙江、廣西、安徽等多地，傳聞梁祝原本是「金童玉女」下凡，最終獲得了大團圓的結局，現在這種說法也多停留在戲曲之中，代表著人們對于愛情美好的期盼。
可清代抄本鼓詞《梁山伯祝英台還魂團圓記》中還有另外一個版本，這里面說梁山伯是「死后還魂」，最終成為了國家棟梁，娶回了祝英台，還平定了北海，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也實在太過于牽強。
目前最有可能的一種可能，來自于王寧邦的考證。
王寧邦的考證，來源于明朝徐樹丕的《識小錄·梁山伯》。
根據上面的記載，梁山伯和祝英台都是東晉人，梁家住在會稽，而祝家住在上虞，兩人當了三年的同學，積攢了深厚的感情，也成為了彼此的知音。
關于兩人家庭地址的記載絕非僅此一家，除此以外，北宋李茂誠的《義忠王廟記》和明朝張時徹的《嘉靖寧波府志》等內容都說明了祝英台是上虞人。
梁祝的流傳非常廣泛，而且版本可謂五花八門，大多還都能找到相關資料，這給「定性」造成了很大的難度。
而經過王寧邦研究認為，梁山伯與祝英台并不算嚴格意義上的虛構，他們在現實中是有原型的，便是梁武帝。
蕭衍封為梁公、梁王后，其封地宜，興建有梁王祠，梁王祠是傳說「祝英台故宅」改建的。
事實上，祝英台本身是一處地名，在荒廢以后最終成為了墳台，而梁武帝則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基于這種觀點，任何通過企圖通過考古來找到梁祝墓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很多疑團也能被解釋清楚了。
梁武帝很愛讀書，這件事也一直被后人爭相傳頌，目前全國很多地方都有梁武帝的讀書台，后人漸漸將「梁山伯」讀書的地方最終傳為了「梁山伯和祝英台」一同讀書，從此衍生出二人成為同學的說法。
后人將「義婦冢」理解為埋葬梁祝的遺址，其實這里就是祝英台，這個「祝英台」是一處地址，而并非一個人。
史稱梁武帝出生于現在的南京江寧，從行政區的劃分來看，過去這里也屬于會稽，那麼這個「祝英台」作為人物來看，則應該是梁武帝的妃子阮修容。
後來民間流傳的各種版本中，不少都將「祝英台」當作是上虞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阮修容正是上虞人。
從記載上來看，阮修容自幼便比較聰明，也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從小便能背誦《三都賦》，而且對于五經的理解能力都很強。
她作為梁武帝的妃子，生下了梁元帝，死后被追為「文宣太后」，后人將梁山伯和祝英台附會到一起，那麼后者被當成上虞人便有跡可循了。
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有一個原配夫人，為郗氏。
根據歷史記載，郗氏即動心很強，最終于449年去世了。
史書中也有這樣一段傳言，武帝有一次夢見郗氏變成了蟒蛇，因此也為她感到深深的懺悔，并作成了「懺法十卷」。
還有一個原因解釋了郗氏沒有辦法成為「祝英台」，那便是梁武帝的兒子蕭繹。
蕭繹後來也當上了皇帝，那麼自然「母憑子貴」，梁武帝和阮修容共同被供奉在家鄉的寺廟中，地位自然也就上來了。
而且在梁武帝的妃子之中，除了阮修容，其他人在史書中根本尋不到喜愛讀書的證據，因此也不太可能和「祝英台」掛上關系。
那麼，傳說中的「馬文才」奪妻，則很有可能是陳慶之。
這是因為，陳慶之一直都是梁武帝身旁的隨從，後來戰功顯赫，而且善待軍士和百姓，一直都是梁武帝的手足。
所以他死以后，同樣被梁武帝格外看重，死后被同樣列為廟堂之中，也不是沒有由來。
可此人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還是不算出名，夾在夫妻之間，也容易造成誤解，大家傳著傳著，就傳了個名字，這可能是最初看到廟堂的人想象的結果。
真亦假假亦真，最終使得「梁祝」的故事發展到了今天。
「化蝶」本就是美好的祝福，而人們心目中的梁祝，同樣是愛情的最終歸屬。
1. 完整版《梁祝》60年后經典重現，呂思清深情震撼全場 中國江蘇網
2. 王寧邦.梁山伯考[J].江海學刊，2012（04）：198-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