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5日的凌晨3點，李鐘岳前往關押秋瑾的牢獄里，對她進行最后一次審訊。
李鐘岳深知，這可能會是自己與秋瑾之間，最后一次面對面的詳談，出于對秋瑾的尊重，李鐘岳表示，自己會幫她完成人生最后的心愿。
于是秋瑾在行刑前，提出了這樣的3個要求：莫脫衣，備薄棺，寫家信！并在獄中留下了「秋風秋雨愁煞人」這句世人傳頌的絕命詩句。
凌晨4點，由李鐘岳為監斬官，秋瑾步行被押送至紹興軒亭口，被執行槍決，年僅32歲。
這位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便成了晚清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確供、沒有實據的情況下，為推翻數千年封建統治而從容就義的女性。
在晚清這樣復雜的社會背景之下，秋瑾之死，也引起了無數有志青年對清廷的口誅筆伐。
曾直接或間接害死秋瑾的涉案人員，也因秋瑾的身故，在多年后都身處社會以及輿論的壓力，不得而終。
當時身為監斬官的知縣李鐘岳，更是在秋瑾死后不到百日內，便因內心有愧自縊而亡了。
百年前后，每當人們提到愛國巾幗秋瑾女士的死，都不免要提到幾個聲名狼藉的罪魁禍首，其一就是當時紹興的知府貴福。
貴福，是在秋瑾被抓前一年被任命為浙江紹興府知府的，上任后與秋瑾也是故交。
攝于1905年
他在紹興原本支持秋瑾辦大通學堂，在秋瑾執教的大通學堂里，還曾留有貴福以秋瑾的字「競雄」作為題贈的對聯： 「競爭世界，雄冠地球」。
秋瑾當時在紹興，為了掩護大通學堂里的革命活動，與他之間聯系密切，甚至為此還叫他「寄父」，從而幫助自己減少清廷的懷疑。
但在1907年7月初，徐錫麟安慶起事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被官府抓捕查獲，他與秋瑾之間的密信也被官府翻了出來。
同一時間，貴福這邊也收到了匿名的消息，有人舉報大通學堂的教員秋瑾私藏軍火。
秋瑾是革命軍這件事，讓貴福內心充滿糾結，如若能抓捕秋瑾，那他必將升官發財。
可在此之前，他與秋瑾私交甚密，紹興的父老鄉紳全都知道，他怕別人亂嚼口舌，于是便想了個辦法，減少自己在這件事上的參與。
第二日貴福就書信一封，把事情上報給了當時的浙江巡撫張曾敭那里，希望張曾敭能派人來解決此事。
張曾敭，也是秋瑾案最直接的涉案人員，他是當時清廷有名的守舊官員，主張「亂世用重典，寧可錯殺絕不放過」。
再加上身邊有師爺章介眉的慫恿，他收到書信后，第一時間就下令，讓貴福捉拿秋瑾歸案。
這件事情無憑無據，以秋瑾當時在紹興的聲望，貴福這個知府也是不能直接上門抓人。
于是，貴福得到抓捕令之后，他首先是把案子交給當時被任命為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知縣的李鐘岳手里。
李鐘岳就職后，本身就對文武雙才的秋瑾仰慕已久，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時間，他根本不想以武力鎮壓秋瑾。
于是當天下午，李鐘岳便就趕到了貴福的府衙，只上任半年知縣的他，當場和自己的直屬上司起了沖突。
他希望貴福能讓自己先搜集罪證，再根據實際證據上門抓人。
可李鐘岳這樣無視上級下達任務的行為，非但沒有幫到大通學堂和秋瑾，反而引起了貴福的記恨與不滿。
他呵斥李鐘岳不忠心清廷的行為，并明確表示：
「限汝立即率兵前往，將該校師生，悉數擊斃，否則我即電告汝與該校通同謀逆，汝自打算可也。」
這抓捕的命令下了兩道，逮捕秋瑾的杭州巡防營統領也已經等候多時，李鐘岳拖延多日也無濟于事。
最后，他只得在1907年7月13日下午，帶官府的人包圍了大通學堂。
李鐘岳被迫，帶領李益智和三百清廷的官兵帶槍上門，秋瑾當時和一眾教員就在學堂里守衛。
為了避免士兵開槍傷人，李鐘岳坐的轎子始終是走在所有人前面的，但當大部隊要逼近學堂時，急于求成的貴福還是下令開槍。
李鐘岳聽到槍聲更是慌忙，他怕誤傷了學生弟子，趕忙從轎子上下，先人一步進入了學堂。
他沖進學堂后，兩伙人早已廝殺起來。為保秋瑾不死，慌亂中他只得大喊：
「不得射擊女子，違者斬！」
而此時，肩背皮包手拿手槍，對抓捕人員進行反擊的秋瑾聽到這話后，便趕忙脫下了自己身上的長袍大褂，以示女子身份。
抓捕人員過多，秋瑾與同僚打死打傷清兵數十人，可最后還是沒有逃脫被抓捕的命運。
當天晚上三堂會審秋瑾眾人。
當時秋瑾神色自若，堅貞不屈，否認自己參加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其余諸人又無一人承認并檢舉秋瑾的革命行為。
貴福在學堂里又找不到實質性的證據，只能無奈將秋瑾暫時關押至山陰縣署。
第二天一早，貴福又命李鐘岳帶兵，前往山陰縣秋瑾的娘家，去搜尋她革命的證據。
到了秋家，整個府里是人去樓空，所有人都已經搬離或是逃跑，李鐘岳派人找到了當時在秋家生活過得下人。
在得知秋瑾自己有一棟獨居的小閣樓之后，李鐘岳只叫人搜查了主院和秋瑾母親的住所后，便帶人離開了。
後來，據秋瑾的胞弟秋宗章回憶：
「先姊在家，獨居一小樓，所有與先烈來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大通被查抄時，全家均逃難，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鐘岳先生在查抄前，已問明小樓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檢查，否則必連累多人」 。
此足證明李鐘岳救人于難得苦心，但他千方百計地幫秋瑾遮掩，提審日期甚至不惜一拖再拖，終究還是沒能阻止得了貴福殺她的想法。
在山陰縣署的大牢里，李鐘岳對她進行了關押后的第一次提審。
期間李鐘岳沒有對她進行嚴刑拷打，只是為她搬來了張椅子，讓秋瑾講述了她從出生到被捕這些年的種種過往....
秋瑾原名秋閨瑾，東渡后改名瑾，字競雄，自號「鑒湖女俠」。
她是有名的官家小姐出身，家中祖輩世代為官，年少時才情出眾，聰慧過人，深得長輩們的喜歡。
之后及笄，她又學起了女子們所要經營的女紅和刺繡，因為曾與父母一同前往台灣打仗，15歲時的秋瑾就與表兄學會騎馬擊劍。
1896年5月，她聽從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秋父的莫逆之交王黻丞之子——王廷鈞結婚。
婚后次年生下長子王沅德，五年之后，又生下女兒王燦芝，可以說秋瑾的人生，其實已經比當時很多女子都圓滿。
但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1901年秋瑾的父親，病逝于前往桂陽上任的路上。
雖然王廷鈞對她還一如當年，但秋瑾自己的內心卻常常痛苦難捱，她渴望長兄能學業有成，支撐起這個家。
但長兄卻只擔著侯補訓導這個沒有實權的虛職，也擊垮了秋瑾最后的希望，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秋瑾想到了求人不如求己。
1903年，她再次陪著王廷鈞上京，認識了當時著名的女學人吳芝瑛和京師大學堂教習服部宇之吉的妻子——服部繁子。
這兩人對女子在世的認識，打破了秋瑾多年來的思想，自此之后，她便長穿男子袍衫，同很多有志之士一起對國家命運擔憂。
秋瑾想要通過更深層次的學習，成為能改變國家命運，最終她找到了服部繁子，希望對方能幫自己安排出國留學。
最終在1904年7月，秋瑾不顧丈夫王廷鈞的反對，自費東渡日本留學。
在此期間，秋瑾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登台演說革命救國和女權道理，還廣交志士仁人，如周樹人（魯迅）、陶成章等。
1905年7月，秋瑾再赴日本，由馮自由介紹，在黃興寓所加入同盟會。
1906年初秋瑾歸國，沒有第一時間回家的她，在上海、紹興會晤蔡元培、徐錫麟等人，準備起義。但因不久后萍瀏醴起義失敗，接應起義一事被迫暫停了。
1907年1月14日，秋瑾與陳伯平、張劍崖等人創辦的《中國女報》出版，秋瑾撰文提倡女權、宣傳革命，并為該報寫了《發刊詞》，號召女界為「醒獅之前驅」、「文明之先導」。
1907年7月10日，徐錫麟起義失敗的消息傳到了大通學堂，好多教員讓她先一步撤離，確保安全。但秋瑾卻表示「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她遣散了當時為她而來的一眾學生，毅然堅守在大通學堂。
秋瑾被捕后，紹興的父老鄉親第一時間上書上報表示，要紹興知府拿出扣押證據。
貴福干脆公報私仇，把秋瑾交給了李鐘岳審訊，并且他還要求李鐘岳快速了結此案。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假借李鐘岳的手，讓秋瑾受刑，并主動承認自己革命軍的身份。
可惜李鐘岳并不買賬，他猶猶豫豫地拖延，就恨不得能有秋瑾同僚把人給救出去才好。
這樣的舉動氣壞了貴福，他把李鐘岳叫來訓斥無果后，只得自己帶人前去審問用刑。
秋瑾開始受到了嚴刑拷打，曾多次被安排跪火練、火磚等酷刑，但對于貴福口中所說的罪證，她是一概不認。
甚至在貴福多次出言侮辱后，她還會輕描淡寫地說出一句： 「寄父是我同黨」。
這句話可是嚇壞了貴福，他早些年以知府身份與秋瑾深交，也完全是看在她在紹興的身份地位。
秋瑾這樣「胡亂攀扯」兩人曾經的事情，勢必會對他造成不利，他深知秋瑾在獄中多待一日，那他被流言波及的可能也會越大。
于是，在人證物證都沒有的情況下，貴福向張曾敭申請到了一張秋瑾的斬殺命令。
秋瑾就義后，李鐘岳便自作主張下令，應許秋瑾臨刑前所提的不要梟首、刑后勿剝衣服和備薄棺的3個要求，沒有脫去秋瑾的唯一白汗衫，并為她準備了一副相對體面的棺材。
等貴福離去之后，才由秋家人秘密安排夫役，把秋瑾的棺材移櫬常禧門外嚴家潭丙舍暫厝。
第二年，秋瑾好友呂碧城、吳芝瑛為了履行與秋瑾生前的約定，私下護送秋瑾靈柩趕赴杭州，并安葬在了美麗的西子湖畔。
1909年，吳芝瑛之子才將其墓遷葬至湘潭昭山。
而與此同時，因為當時在審訊時多次「包庇」秋瑾等人，李鐘岳在秋瑾死后不到三日，就被貴福一紙訴狀告到了張曾敭面前。
李鐘岳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諱，就連秋瑾死后，他幫助安葬秋瑾遺體的種種行為，也從未過多遮掩。
李鐘岳離職當天，紹興數百名百姓為他撐船送行，但對于秋瑾之死，他還是感到愧疚萬分：
「去留何足計，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
1907年10月29日上午，李鐘岳在與友人喝茶論詩，當隨從陪這位友人上茅廁回來后，卻發現他已懸梁自縊在自家廂房里。
李鐘岳的死，距離當時秋瑾被害，還沒有過百日，這期間他和家人一直居住在杭州，極少見客。
李鐘岳死后，李家人曾言：
「常見他每日多次捧著秋瑾留下的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邊看邊唉聲嘆氣，自責抑郁。 」
在李鐘岳死后，最先受到輿論壓力的，便是一心求升官的貴福。
他以為解決了秋瑾，就能減少一個革命軍的阻礙，可沒成想輿論在李鐘岳的死亡后，發酵的愈演愈烈。
在紹興的日夜，貴福每晚都會擔驚受怕，害怕被秋瑾曾經的友人，買兇殺人。
他自知，自己在紹興已經無法在正常生活，便花費大量金銀到處活動關系，為自己求得一個調任的機會。
秋瑾案的卷宗
可無論貴福托關系準備安身去哪兒，當地人都不待見他。
在貴福安徽的調任下發之后，當地的鄉紳學者百余人，聯名向上通電：「鑒公為社會不容，世所共知，寧人不敢戴。」
貴福在這樣進退兩難的境遇下，只好放棄了官職，偷偷回到了北京隱居起來。
辛亥革命之后，為了防止被革命軍報復，貴福連夜鑿掉了父母墓碑上的名字，改名換姓跑去了東北。
1931年，當秋瑾之女——王燦芝學成歸國后，她便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到貴福的藏身之處。
當她得知貴福已經改名為趙景祺，并為了權勢不惜為偽滿傀儡政權任職，管理北陵、東陵事務。
王燦芝曾北上想要親手手刃殺母仇人，沒成想被後來的「九一八」事變耽擱，最后沒有親手了結貴福。
秋瑾之女王燦芝
1936年貴福在沈陽去世，生前他就害怕自己被刨墳掘墓，臨終便叮囑后人把自己深埋地下，用水泥加固，但終沒能逃脫尸骨不保的地步。
而1921年的正月初二，張曾敭也病逝在了新年合家歡慶的爆竹聲里，他的后半生都在為秋瑾案贖罪。
但當年慫恿他抓捕并殺害秋瑾的師爺章介眉，在此事后卻有恃無恐的逍遙法外。
秋瑾冤案發生時，他居于幕后隱藏，自然是沒被太多人知曉，而張曾敭去任后，他便成了新巡撫增韞的幕僚。
秋瑾被親友安置在西湖旁邊后，他又「巧合」地帶著清廷御史常徽，到杭州西湖游覽。
并且讓下屬領著常徽，讓對方無意間看到秋瑾在西湖邊安置的墓碑，意圖通過常徽來毀掉秋瑾的墓。
幸好當時正任浙江巡撫的增韞，與秋瑾的父親秋壽南是舊相識，他快馬加鞭的聯系了王家人，讓他們先常徽一步帶走了秋瑾的棺槨。
後來辛亥革命爆發，章介眉怕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被革命軍知道，竟然打出「咸與維新」的口號投誠革命。
但紙終究是包不住火，還是有人把他當年的事情，舉報給了革命上級的領導。
而因章介眉與多位商政士紳有密切的聯系，領導商議討論多日，最后還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而放了他。
為此章介眉損失了半數以上的財富，才換回來自己的一條命，出獄后他也再不敢待在紹興，趕忙收拾行李舉家投靠了袁世凱。
袁世凱死后，章介眉也下落不明，他善于隱匿自己的行蹤，可能在後來也如貴福一樣銷聲匿跡隱姓埋名了。
回顧秋瑾案全程，作為當時清廷的政府機關，貴福等人是有權利處置反對政府通知的革命者。
但當清政府在無憑無據的情況下，以野蠻的形式鎮壓百姓時，就變成了壓垮百姓民意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清末民初這個特殊的時期，大量的女學、女校紛紛涌現，成就了中國女子在各界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秋瑾身為一名女子，作為當時為革命任務而犧牲的先行者，自然是備受社會輿論的關注。
秋瑾深知女性自立自強的重要，就如民族也要自立才行，所以在畢業回國后，她毅然決然的加入了反清革命斗爭當中，號召婦女們「奮然自拔」，在民族解放事業中建「素手」之功。
秋瑾多年來，其實一直都想要改變許多婦女命運，但可惜，她還是犧牲在了為女性、為國家尋找未來的道路上。
民族危機下的女性解放，大多都是以犧牲女性作為代價，就如秋瑾的烈士形象塑造也經歷了由舊時代女性、女俠到先覺者的一系列過程。
她甘愿犧牲自己，光這一點就足以流芳百世，被人認所傳誦經典。
秋瑾在軒亭口的從容就義，為中國婦女畫出了一條鮮明的路線來，後來千千萬萬的愛國婦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紛紛加入到了革命隊伍中來，正如秋瑾所希望的那樣，為「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