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后的70多年，廣東省城先後來過28位兩廣總督，平均每位總督任期大約只有兩年半。
在這28位兩廣總督中，林則徐、張之洞、李鴻章、岑春煊等都為人熟知，但對同治年間任粵督近十年的瑞麟，史學界研究甚少，一般人可能更不了解。
瑞麟（1809--1874），姓氏為葉赫納拉字澄泉，滿洲正藍旗人。同治二年（1863年），瑞麟任廣州將軍，開始宦粵生涯，同治四年，兼署兩廣總督，同治五年實授，一直做到去世。
咸豐九年（1859年 ），瑞麟在戶部尚書任上升大學士，次年罷免，同治九年又授文淵閣大學士，十年改文華殿大學士，故廣東官場都稱瑞麟為「中堂」（大學士的尊稱）。
在清朝，文華殿大學士被視為首席大學士。瑞麟是晚清任職時間最長、官銜最高的兩廣總督。
咸豐、同治年間，瑞麟在鎮壓太平天國、捻軍過程中是獨當一面的將帥，也曾率兵同英法聯軍作戰。清廷贊揚他 ：「在粵十年，練兵訓士，綏靖邊疆，辦理地方事宜，均臻妥協。
」
粵海關的報告說，瑞麟去世后，同他接觸過的外國官員都對其交口稱譽，并說「他完全可與歐美的模范政治家媲美」。
這些當然都是溢美之詞，不過，瑞麟任粵督那十年，確實是晚清廣東相對平靖的時期。洋務運動期間，瑞麟在創辦新式學堂、購買船炮、設立官辦新式企業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瑞麟作為清皇朝在廣東最高級別的官員，處理對外事務，以同外人相安無事為原則，經常妥協退讓；對內，則以嚴刑厲法治理廣東。
瑞麟特別倚重方耀、鄭紹忠兩名武將方、鄭在清鄉時濫殺，很多官員、紳士都看不過眼。
瑞麟有一個有精神病且癱瘓的兒子，天天咒罵父親何故尚不死。民間認為這是瑞麟縱容方、鄭濫殺平民、「傷天和不輕」的報應但在下屬看來，瑞麟不失為一個有威望、有能力的「好上司」。
南海知縣杜鳳治在日記寫道，瑞麟「為人諸凡明澈，且有決斷」。他位高權重，能處處維護官場的規矩和官員的整體利益，對細節也不昏聵糊涂，掌握了各級官員的情況。
但平時對下屬很親切、謙和與體恤。對官員的貪污、違法行徑，只要不鬧大，瑞麟都采取「眼開眼閉」的態度。
瑞麟本人也有貪財好貨的名聲，經常收受下屬賄賂，給親信和行賄者以優差美缺，其親屬、家丁倚仗權勢更是無所不為。
杜鳳治在日記說，南海縣衙為應付督署的各種需索每年要支出白銀約二萬兩，逢瑞麟生日及節日，還要饋送珍寶。
瑞麟死后，廣東民間對其頗有惡評。出殯時官府強迫商民路祭，「而各鋪民有說無錢者，有說中堂無甚好處到民間者，有說設祭要出于人心情愿，豈有抑勒壓派者」，只有少數商人應付一下。
瑞麟家屬、親信把督署一切物品拆下帶走或賣錢，「聞說督署唯有地皮不鎳」，致使地方官員不勝負擔，民間怨聲載道。
在清代，總督、巡撫都被稱為「封疆大吏」。巡撫在一個省有時是第一把手（ 如山東、山西、河南 ），有時是第二把手。
在廣東，因為兩廣總督駐在廣州，巡撫是第二把手。盡管兩廣總督品級是從一品、廣東巡撫品級是正二品，總督名義上可以節制巡撫，但在官場的實際運作中，總督、巡撫地位是平行的。
總督的職權偏重于軍事、外交，巡撫職權偏重于吏治、財賦，但沒有嚴格界限。巡撫可以單銜上奏，因都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銜，所以也有督兵、彈劾之權。
同治年間，全國只有15個巡撫，四五十歲 當上就算年輕了。但在同治五年（1866年 ），廣東迎來了一位新巡撫一一湘軍大將蔣益澧，他是有清代最年輕的廣東巡撫。
蔣益澧（1834一1875），字香泉（或作藝泉 ），湖南湘鄉人。咸豐三年（1853年 ），太平軍進攻兩湖地區，攻陷岳州，其時不滿20歲的蔣益澧已參加湘軍，他天生是打仗的料，有勇有謀，很快就嶄露頭角。
咸豐五年蔣益澧跟隨湘軍大將羅澤南進攻義寧州（今江西銅鼓縣 ）蔣益澧率領幾百人對陣太平軍七八千人，率領部眾兇猛沖鋒，將對手擊敗。
咸豐七年蔣益澧獲按察使銜（三品 ），咸豐九年升為布政使（從二品 ），同治元年被任為浙江布政使，在左宗棠統率下與攻入浙江的太平軍作戰。
同治三年（1864年）冬，蔣益澧以布政使護理（暫時代理） 浙江巡撫，兩年后，又被任命為廣東巡撫，這年他才32歲。
翰林楊泰享曾當過蔣益澧的幕僚，贈蔣一聯「中興建節最年少，天下英雄唯使君」 ，蔣益澧非常得意，把這副對聯懸掛在廳堂最顯眼的地方。
當日的湘、淮軍將帥出任督撫者不少，但確實數蔣益澧最年輕。創立淮軍、翰林出身的李鴻章當上巡撫時39歲，而秀才功名都沒有的蔣益澧當上巡撫時比李鴻章還年輕7歲，難怪他躊躇滿志了。
對蔣益澧這個晚清重要人物，學術界甚少研究。史書上有關蔣益澧的資料很零散，《清史列傳》之蔣益澧傳。
主要篇幅都寫其戰功，對其撫粵經歷，著重寫了兩件事，一是奏革太平關給廣東巡撫衙署每年25800兩規費；二是被瑞麟奏劾罷免，其他方面則著墨無多。
杜風治在其目記中對蔣益澧也有不少記載。杜風治的官職只是知縣，而蔣益澧是巡撫，兩人地位懸殊。
但因蔣益澧在杜風治任廣寧知縣時與該縣紳士發生矛盾沖突時站在杜一方，讓他保住官職，因此，杜鳳治對這位比自己年輕20歲的上司懷有感激之情，對其功業才情也相當欽佩。
蔣益澧來粵后不久就做了一件大事 ：奏請減少州縣征收色米的折價，《清史列傳》的蔣益澧傳對此事完全沒有提及。
眾所周知，清代各州縣的「正賦」包括地丁（以銀兩征收）和糧米（實物），后者在廣東有「省米」「府米」「民米」等名目，主要用于發放旗營、綠營的糧餉。
官府征收米糧時往往不收實物而折合成銀兩，稱之為「折色」。但州縣征收并不按實際上的糧價折算。
咸豐、同治年間正常年景廣東米價每石不過一兩銀左右，而各州縣折色有的竟達七八兩。
完成賦稅上解后，剩余的部分就成為州縣官的收入。當然，州縣官也不能獨吞，公務開支、饋送上司等銀錢也要從中支付。
據蔣益澧奏 ：「廣東色米一款，以正耗統計不過銀二兩上下即敷支銷，乃廣州府屬征收色米，每石征銀多者八兩有奇，少亦七兩零惟新安一縣征銀五兩八錢略為輕減，然較之支銷之數亦浮收甚重。」
蔣益澧認為如此浮收害國殃民，必須改變，乃諭飾布政使先在廣州府籌劃，「每石酌減銀若干兩，實征銀若干兩」，制訂章程再奏準全省推行。不久，減少色米折價的奏請得到朝廷批準。
蔣益漫雷厲風行，立即諭令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在廣州府首先執行蔣益澧年紀輕輕就被任命為封疆大吏為報朝廷厚恩，頗想有一番勵精圖治的作為。
他親自率軍平靖延續多年的土客大械斗，剿滅了粵西的會黨之亂。他下車伊始，就殺了一名「囤積居奇」的糧商以平抑糧價，又在省城嚴厲禁賭禁娟。減少色米折價，得益的是需要交納田賦的土地所有者，特別是擁有土地較多的士紳階層。
所以，蔣益澧被罷官離粵時，「紳民店戶攀留，無日不送，萬民傘、高腳牌不下百余份，每日絡繹不絕，堅留錢行者甚多。并紳民有將磚石堵砌城門不肯令去，金謂廣省督撫最有名者為林文忠公（林則徐 ）朱中丞（朱桂楨），二公猶不逮現在之蔣中丞也」。
雖然日記也記下有人說蔣益澧為鼓勵人送牌、傘花了不少銀兩 ：「撫台（按：指蔣益澧）每傘一柄賞銀五十，牌一面賞銀若干，頂馬一匹賞十兩，余仿此。
為此人情趨利若鶩，更多矣！」但廣東士紳感激蔣益灣當是實情。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瑞麟密折彈劾蔣益澧：「任性跋扈，專務更張。署藩司郭祥瑞又復一味逢迎，相助為虐，以致謬妄恣肆，日甚一日，無可挽回。」
所參之事有 ：一、養湘軍自便，虛糜餉銀 ；二、與郭祥瑞朋比違例，冤枉貧民，顛倒黑白 ；三、郭祥瑞私動軍需總局公督，蔣益澧以此歸還廣西欠款 ：四、郭祥瑞私提藩、運庫公項作蔣益澧規費 ；五、任用私人 ；六、插手武職任命，等等。
奉朝旨來粵查辦的欽差大臣吳棠奏稱
「蔣益澧久歷戎行，初膺疆寄，到粵東以后，極思整頓地方，興利除弊。唯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當然，而不免徑情直達，以致提支用款，核發勇糧，及與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案例，請交部議處。」
清廷最終決定罷免蔣益澧的巡撫職務，但只是降二級調用，以按察使候補，回復到8年前的地位。
其時捻軍、西北還未平定，清廷還不想放棄這 員能征慣戰的年輕悍將，于是把他派往老上司左宗棠的軍營接受差委。
但蔣益澧于此時發病，未能再臨戰陣，也未再任實缺官職，同治十二年（1874年）冬去世，終年還不滿41歲。
杜鳳治日記的一些記載很可反映這位年輕巡撫的性格。有一次，杜鳳治謁見時與蔣益澧談起作詩，日記記載
：「（蔣益澧）問予你見我詩否？對以早見，現已和四章呈政。即急言何故無有送進，未曾看見？ 又對以剛才交巡捕房矣。端茶送出，行時猶言真巧，剛要叫你上來，你恰來了。」
其時蔣益澧的表現完全不像高層上司，而像一位期望別人欣賞其作品、贊揚其功業的青年文人。
蔣益澧奏請減少州縣征收色米的折價使州縣官收入大減，首先損害了州縣官的利益，隨之也損害了整個廣東官場的利益，因為府、道以上各級官員節壽禮等額外收入主要來自州縣官。
州縣官每年「合法」的收入俸祿（相當于工資）加養廉（相當于津貼）只有幾百兩到一千五六百兩，而各種支出至少要一兩萬兩。州縣官絕大多數支出是剛性的。
少了按「慣例」的收入大宗色米折價，只能另外設法彌補，從而廣東州縣財政狀況更加紊亂。
但蔣益澧減少色米折價的理由冠冕堂皇，且又得到朝旨允準，各級官員不敢公開反對，心中的不滿卻可想而知。蔣益澧離粵后，廣東官場一直有很多對他不利和幸災樂禍的謠言流傳。
杜風治曾得到過蔣益澧的祖護，但作為州縣官也因色米折價減收而利益受損，故對蔣的態度有些矛盾。
蔣益澧離粵后，杜鳳治的日記仍不時提及這位舊上司，如記 ：「前蔣香泉由粵西來東公干（按：蔣益澧曾任廣西按察使），無日不在河下作狎游。」
蔣去世消息傳來，杜鳳治在日記記下肇羅道方溶師告訴他的一件事。說其堂兄方溶頤（曾任廣東鹽運使）有一次請舊上司蔣益澧吃飯，見蔣「窮不可耐」，贈銀千兩。
但蔣「手本散漫，隨得隨消」，「聞在家無事，大開賭局，一夜能輸萬余金，以故弄得不堪（在軍中久，銀錢來去看甚輕）」。
有清一代，督、撫常鬧矛盾，這種情況對加強君主中央集權卻不無好處。瑞麟和同治年間的幾位廣東巡撫郭嵩燾、李福泰、張兆棟都有摩擦。
同治十二年（1873年），鹽運使鐘謙鈞因為年老要求引退，瑞麟打算讓布政使俊達兼署鹽運使。
巡撫張兆棟對俊達事事只聽從瑞麟本就有看法，且認為俊達兼署不符官場慣例（慣例應以廣東糧道署理 ），表示反對。
瑞麟想說服張兆棟，張卻盡量躲避，甚至放出風聲會以去就爭。後來，瑞麟沒有堅持讓俊達兼署鹽運使，以張兆棟也看重的廣州知府馮端本署理，以較高姿態化解了僵局。
為何瑞麟可以向張兆棟妥協，而對蔣益澧則非要將其劾免不可？瑞麟不僅官職高，而且與慈禧太后同族，受到寵信，與恭親王奕訴也有交情，在京城廣有人脈，是一個很強勢的總督。
但作為老官僚，瑞麟深諳門道，也不愿把事情鬧大做絕。因為總督要參免巡撫或將其逼走，也要付出代價。
張兆棟能力一般、野心不大，不甚爭權，他不贊成俊達兼署鹽運使的理由也更符合清朝的制度，瑞麟權衡利弊后終于妥協。
蔣益澧則不同，他年少氣盛，才華橫溢，鋒芒畢露，銳意進取，行事又不大按官場規則，不是一個容易共事的角色。
蔣益澧還帶有多名官員和部分親信軍隊來粵，有把湘系勢力擴展到廣東的意味，對瑞麟的地位和權力形成挑戰，故瑞麟不能忍受，決心驅除。
蔣益澧得罪了整個廣東官場，經驗又不足，把柄較多，瑞麟出手勝算較大，瑞麟終于成功把蔣劾免同一年，也發生了湖北巡撫曾國荃把湖廣總督官文劾免之事。
官文與曾國荃、瑞麟與蔣益澧這兩組督、撫有很多近似之處，沒有資料反映曾、官之爭對瑞麟決意參劾蔣益澧有影響。
但以瑞麟的地位、處境和性格，他不可能不關注湖北正在發生的事，兩個湘系年輕巡撫與兩個滿人總督較量，結果是曾國荃慘勝，蔣益澧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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