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御敵之策。

一般來說，大國主攻，志在統一，小國主守，以求割據。

然而，三國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卻似乎反了過來。

強大的魏國，很少主動大舉進攻蜀國。

反而是弱小的蜀國，頻繁北伐。

這是怎麼回事呢？

三國時期，魏國總共3次對蜀國發起較大規模的攻勢。

分別是：230年，曹真伐蜀；244年，曹爽伐蜀；以及263年，鐘會、鄧艾滅蜀之戰。

而且，即便是這3次伐蜀，曹魏內部也是反對意見居多的。

曹真伐蜀時，陳群、司馬懿、孫資等人，皆提出反對。

曹爽伐蜀時，司馬懿及曹魏老臣，也是反對的。

最后滅蜀之戰發起時，滿朝都反對伐蜀，甚至連鄧艾也反對，唯有鐘會支持司馬昭伐蜀。

可以說，強大的魏國，似乎「愛好和平」，對伐蜀持非常保守的態度。

相比之下，蜀國北伐，可就積極多了。

諸葛亮「六出祁山」（實際上是5次），姜維「九伐中原」（實際上姜維北伐次數也可以統計成11次），人所共知。

228年春、228年冬、229年春，231年春、234年春，諸葛亮5次北伐。此外，在230年曹真伐蜀時，諸葛亮派魏延、吳懿兩進羌中（這是一次防守反擊，但有朋友也將其統計為一次北伐，故說是「六出」。

247年、249年、250年、253年、255年、256年、257年、262年，姜維九次北伐。

此外，還有數次北伐「未遂」。

比如，238年，后主下詔，調蔣琬到漢中，「伺機北伐」。

其后，蔣琬又提出出上庸之道，沿沔水東進，結果被后主派費祎、姜維勸阻。

可以說，自諸葛亮平定南中，穩定后方后，直到蜀漢滅亡的前一年，蜀漢不是在北伐，就是在準備北伐···

大國不攻小國，反倒是小國老「招惹」大國，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曹魏剛立國時，還是很積極的。

曹丕稱帝前，趁劉封、孟達內亂，以孟達「帶路」，派曹真、夏侯尚、徐晃，奪取了上庸等東三郡，開疆拓土。

此外，曹魏又通過軍事壓力，重新控制了一度被自己放棄的襄陽、樊城（曹丕繼位之初，曾主動放棄襄陽、樊城）。

曹丕稱帝后，222年-225年，曹丕又曾三次大規模進攻吳國。

但是，在司馬懿、賈詡、蔣濟等人的「提醒」下，曹丕很快發現了問題。

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如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三國志.辛毗傳》

以前曹操就收拾不了孫權、劉備，現在兵力又沒有增加，曹丕指揮才能又不及曹操，再這麼「循環往復」去打，徒耗國力而已！

隨后，曹丕君臣展開了對戰略進行了深入討論。

曹魏集團回顧了曹操創業的光輝歷史，得出結論：當年曹操能夠「奮其軍勢，拓其外境」，在于「考畜積素足」，搞屯田，發展經濟，足兵足糧。

所以，如今，「國家之要，惟在谷帛」，「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

他們認為：「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吳、蜀「可坐而待也」。

從此，曹魏確立了「一切以勤耕農為務」，以發展生產為中心的國策。

因此，無論對吳，還是對蜀，曹魏的主動進攻都不是很多。

而蜀漢的情況則略為相反。

魏國君臣認為魏國只需「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就能使吳蜀「可坐而待也」，是因為：時間有利于魏國，而不利于吳、蜀。

漢末亂世，中原反復爭戰，破壞極大，甚至出現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慘狀。

相比之下，劉璋所在的益州，劉表所在的荊州，遭受的戰亂比較小。

這一情況下，許多北方人士，躲避戰亂，跑到了南方。

就連諸葛亮本人，也是當年為躲避戰亂而隨叔父到南方來的。

而戰亂破壞最嚴重的，就是關隴地區。

李傕、郭汜之亂時，軍閥相互攻戰，關中受到嚴重破壞，長安甚至曾「空城四十余日」，二、三年間，關中不復有人煙。而關中人口，大部分南遷到了益州、荊州。

所以，《隆中對》中，諸葛亮說益州「民殷國富」。

因此，三足鼎立之初，蜀漢雖然只一州之地，但經濟上并不十分懸殊。

尤其是：如果要進犯關隴地區，只要能有效阻擊東面魏軍，蜀軍甚至可以在局部形成兵力優勢。

然而，時間，是不利于蜀國的。

雖然諸葛亮、蔣琬皆是治國良才，搞經濟有一套，但是，蜀漢畢竟是在益州一州之地發展，而且，還是在正常情況下正常增長。

而魏國則不然。魏國所在的北方，畢竟是當時天下開發程度最高的地區，只要安頓人民，把因戰亂而破壞的經濟恢復起來，他是恢復性增長，其增長速度是遠超過蜀國的。

所以，如果各自搞經濟，時間越久，魏蜀之間的國力就會越來越懸殊。

這就是蜀國，必須盡快北伐，爭取奪取關中或隴右，通過擴張改善國力的主要原因。

盡管天下尚未一統，但是占據了政治中心的魏國，已經可以以「中國」自居了。

正如王朗所說：天子之軍，應該像華山、泰山，安坐以示天威。

天子之軍伐「不義」，如果不能戰而勝之，「天威」受損，得不償失。

也是：以強擊弱，以大打小，如果不能戰而勝之，是要負責任的。

事實上，我們可以注意到：魏國每一次主動進攻失敗，都會使內部出現重大問題。

曹休的軍事生涯，以伐吳失敗結束；曹真的軍事生涯，以伐蜀失敗結束。

而曹爽伐蜀失利，甚至使「時人譏之」，曹真、夏侯玄等人的威望也受到巨大打擊，客觀上為後來司馬懿政變成功創造了輿論條件。

司馬師時期，伐吳，被丁奉「雪中奮短兵」所敗，司馬師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被迫公開承認錯誤，甚至貶其弟司馬昭。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魏國實權派人物，對于大舉進攻，持十分謹慎的態度。

而蜀漢的情況，則截然不同。

魏國如果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主動出擊，實權派人物的地位會受到打擊。

與之相反，蜀國的實權派人物，如果不能主動出擊，地位才會被削弱。

夷陵之戰前，曹魏群臣多以為劉備實力弱小，不敢伐吳。唯劉曄一針見血：正因為劉備弱，所以必須「威武自強以示有余」

。

伐吳如此，伐魏當然也是如此！

蜀漢只占據了益州一州之地。

作為「外來者」，他們與益州本地勢力之間有著激烈的競爭。

以經濟實力論，常年經營的益州本地派，在經濟上占據者明顯優勢。

以諸葛亮為首「荊州派」等外來者，要在政治上長期壓制益州本地派，就必須始終堅持「漢室正統」的大義名分。

如果龜縮于益州，今年不征，明年不戰，不能「威武自強以示有余」，那麼，蜀漢就是承認自己是一個地方政權。

同時，由于蜀弱魏強，蜀國出擊，是以弱擊強，只要不出現嚴重失敗，實權派人物通常不會受到過分苛責。

諸葛亮五次北伐， 但唯第一次北伐失利后，諸葛亮自降三級，承擔了責任。

姜維「九伐中原」，但唯段谷大敗，國內怨言四起，姜維自求貶為后將軍，代行大將軍職權。

主動出擊，只要不出現較大失敗，實權派人物就不會面臨政治風險。

而主動出擊，又能確保實權派凝聚國內人心，為何不主動出擊呢？

就「外部」而言：

魏國地盤大、人口多，但漢末時受到的破壞最嚴重。

蜀國地盤小、人口少，但漢末時受到的破壞相對較小。

因此，魏國是「恢復性增長」（類似于二戰后的德國、日本，而德國、日本的地盤、人口還沒有優勢），蜀國是「正常增長」，增長速度上，魏國天然有絕對優勢。

所以，時間對魏國有利！

魏國自然「穩如泰山」，而蜀國自然只能「爭分奪秒」。

就「內部」而言：

魏國已經以「中國」自居，不需要再進行證明。

所以，如果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出擊，一旦不利，有損「天威」，實權派人物是要付出巨大政治代價的。

魏國需要的，不是展現「決心」，而是「耐心」。

而蜀國，則必須證明自己是「漢室正統」，必須時刻證明。

所以，如果長期坐守，不能「威武自強以示有余」，就會被內外視為地方政權，「外來」的實權派地位就會不穩。

蜀國需要的，是展現「決心」。

所以，魏國強而穩，蜀國弱而拼，大約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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