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受朝廷專制政策及理學的影響，無論是文壇還是書壇都被台閣體占據。而明中期（1436——1566）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文化藝術思想活躍，文藝活動繁多。文人書家之間賦詩交流書法；相互轉借古跡或共同品鑒、欣賞后賦詩一首或為記錄、或為感懷；觀賞之后還有可能將真跡購買，或物物交換；文人在觀賞名人書家作品之余還會臨摹一番，以詩記錄當時的臨池感悟。

此時文壇出現以李夢陽為引領的復古運動以對抗台閣體，在前后七子的共同倡導下這種復古思想成為明代中期文壇的主流思想。由于明中期文人對書法多有品鑒所以他們能將文學復古中的具體觀點「格」「高韻」運用到其書學品評中，體現在他們的論書詩中。此時在復古思潮的影響下形成了以「古雅」為主的書法審美范疇，這種審美范疇具有其獨特的內涵及價值。

一、明代中期論書詩與復古思潮

（一）復古之表現：崇尚魏晉盛唐

明中期以魏晉盛唐為尊的書學復古思想與明中期前七子引領的文追漢魏，詩宗盛唐的文學復古思想如出一轍。

《明史·文苑傳》：「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所謂「詩必盛唐」「作詩必學杜」之論，原有「取法乎上」之意，王九思將前七子在文學創作方面的師法對象嚴加時代限制的思想進行了高度的概括，「今之論者，文必曰先秦、兩漢，詩必曰漢魏、盛唐，斯固然矣。」前七子將這種文學復古觀念滲透到書學中去，正所謂「書不入二王，徒成下品。」

明時文人、鑒賞家所追捧的不止是名家對王羲之真跡的臨拓本，還有后世收藏家的各類翻刻版。「李懷琳手王著眼，珷玞遂混連城珍，臨江選石最精絕，王以外知無人。」李懷琳、王著都是做贗品高手，他們所仿的作品與真跡相渾流入坊間，宋臨江石刻唯有真跡能比的上。

明時各類文人、鑒藏家對有關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各類書法作品有著火熱的追捧，但是還是劣質仿刻本不如名家仿刻本，無論多似原跡的精臨本都不如真跡。

（二）文學理念滲透書法理念：「格」「高韻」

文學復古思潮的先行者李夢陽，其詩文創作和理論批評主要側重于兩個方面：一是格調，二是情感。李夢陽之所以強調「格調」，源于他認為「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如被管弦。」所以他的理論批評和詩文創作是以酷肖古人為最高目標，是徹底的擬古派。者也奠定了明代文學格調就是文宗先秦兩漢，詩宗漢魏盛唐。

王世貞也曾在《藝苑卮言》中強調「格調」對藝術風產生的重要作用，「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王世貞這種重格調的文學理念也滲透到他的書學觀念中。在其論書詩《定武蘭亭真本歌》中「面面看來俱是態，頭頭勘罷無凡格。」贊定武版《蘭亭序》格調高，達到了書法審美的高境界。

王世貞對詩文創作和理論批評中「韻」的思想滲透到了他書法批評理論中。只是這種「韻」被賦予了評論書法作品高低的作用，類似于以「高格」「俗格」之論。具體體現在他題跋《宋拓蘭亭帖》中：「余謂昔裴逸民性弘方，愛楊喬之有高韻……論者評之，以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此本之視《定武》，殆有楊喬之有高韻，而微傷檢者乎？」王世貞將「高韻」用于各種版本《蘭亭序》的高低對比，且不似其他書家用「韻」「氣韻」「韻致」而是「高韻」，意在強調書法作品審美內涵在書法品評中的高度及重要性。

在「韻」字之前加一字，則這一詞就超越了韻原本的意義，加「高」字賦予了「高韻」品評作品格調高低的作用。這種用法類似于南北朝時期，梁武帝論及鍾繇書法：「鐘書勢巧行密，及其獨韻，意疏字緩。

」「獨韻」突出了鍾繇書法內涵的獨特性，也強調了鍾繇書法具有呈現出這種書法審美意境的唯一性。梁武帝評價鍾繇書法的根本目的是將鍾繇書法推上一個至尊至高的位置，他用到的這個「獨韻」也具有定位書法水平高低的作用。

二、明中期論書詩與個性解放思潮的萌芽

（一）品贊宋代書法：「意」

李東陽、吳寬、沈周還是王世貞的論書詩中都體現出他們得到宋四家真跡后都極為贊賞宋人書風中「意」「韻」，并將此類作品評為神品或妙品。詩中也有體現出他們臨寫宋人書法活動，無論是理念還是實踐都在踐行著學宋，這種理論及行為成為掙脫元末明初台閣書風籠罩的第一步，也是明中個性解放思潮的先聲。

明初最高統治者對宋人新書風大為反感，朝廷規定學校習字教育「諸生要臨摹著名書法家的字帖，大致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大家的字帖為藍本，每日必須仿寫五百字以上。

」其中沒有宋諸家；明初理學思想一統天下，反映到書法上則反對張揚個性。理學家對北宋創新書家多有詆毀，書法方面步趙子昂余風。

甚至明初書論中對蘇、黃、米書法忌諱不提。明初方孝孺開追求個性求變創新之先河，其論書：「古人所為常使意勝于法，而后世常使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方孝孺后被殺，社會文藝思想回歸理學。直到成化之后，吳寬、李東陽論詩亦提倡唐、宋合用，頗重東坡。他們二人在書法方面單學宋人。

（二）品評時人草書：「百態、奇異」

論書詩方面從李東陽開始，對明代草書多有論述。其有三首論書詩關于張弼草書。張弼大字草書頗受贊譽，陸深評：「東海先生以草圣蓋一世，喜作擘窠大軸，素狂旭醉，震蕩人心。」李東陽云：「弼嘗自評其草書，以為大者勝小者，予謂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及觀韓黃門所藏草書卷，則大字果勝，賢者固不可測邪。」

明中時期正值明代書風由保守復古向后期個性解放轉變的過渡階段。此時吳門草書的代表人物祝允明、文徵明，王世貞尤推祝允明。祝允明上追魏晉、唐、宋，并集吳門前輩眾長，逐漸形成自己的面貌。成為了明代書風由古典轉向浪漫的關鍵人物。文徵明評之云：「吾鄉前輩書家，稱武功伯徐公，次為太仆少卿李公，李楷法師歐顏，而徐草書出顛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孫太仆之婿也，早歲楷法精謹實師婦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父，蓋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

明中文學復古思潮下，衍生出了學古之病，模辭擬法，拘而不化，文章千篇一律。這種結果可以部分歸因于李夢陽等人對「祖格本法」中「格調」（格式、音調、聲律、句法、氣象等）這些「古范」的表層結構的過分強調，而封閉了文人心靈馳騁的天地，情絲流動的空間，將明代復古文風引入了一個誤區。但是復古文學走向僵化絕不是李夢陽等人的初衷，因為李夢陽的詩文創作和理論批評主要側重于兩個方面：一是格調，二是情感。如果側重于情感的層面上關照李夢陽，他最的理論及創作是抒寫真情，也可以算得上是明代文學新思潮萌芽的代表人物。

三、明代中期論書詩的特點、作用及價值

（一）與文學發展具有相關性

明代論書詩思想與文學思想具是極相似性，這是因為明代中論書詩的作者大多是文人書家，例如李東陽、何景明、王世貞、沈周、吳寬、文徵明、楊慎、徐渭等，他們的文學思想定會滲透到書學思想當中。他們文學思想的兩面性，對立與互補也體現在書學思想當中，一方面倡導復古，一方面又促生了個性解放思潮。

明代中期文學與書學發展的內在影響因素也有著相似性，明中前期出現的問題，都是因為受到台閣風氣的影響，只學元人文學文藝，所以束縛文學和書法的發展。這時，使得文人書家的目光關注更早的漢魏、盛唐，明代文學、書學復古之風開始形成。

復古幾乎占據了整個明中期，文人書家提出有關復古之思想，在實踐中探索復古之形式，部分思想與實踐得到社會群體的反饋和認可，使復古進一步深化，部分思想與實踐在未合理踐行的情況下演變成了復古之弊病。

此時王陽明心學興起成為又一重要因素，心學發展過程中文學和書學的觀念在悄然發生改變，在當初極力倡導復古的文人書家的詩論和論書詩中都可見這種以本心為主，書法性靈的觀念。在明中后期，文學與書學都走向浪漫主義。

（二）對宋元復古書風的延續及清帖學、金石學的啟示作用

南宋復古思想主要有趙構，他曾云：「學書必以鐘、王為法，然后出入變化，自成一家。」他提倡書宗魏晉，他的思想在南宋時期得到書法家的一定的反映。南宋岳珂「論帖至晉，書法之祖」劉克莊「二王萬古擅書名，聞說臨池學始成，瘞鶴字尤看不見，黃庭小楷付來生。」這種復古思想在此時就帶者帖學的萌芽。這種思想被元代趙孟繼承下來，「若令子弟輩，自小便習二王楷法，如《黃庭》《畫贊》《洛神》《保母》，不令一豪俗態先入為主，如是而書不佳，吾未之信也。」這種思想影響到了明代，尤其書吳門書家，因為趙孟一生大部分書間都活動在杭州和吳興，他的書法成就也得到吳中地區的認可。明代中期吳門書派在書法實踐方面延續著吳門書派，吳中四家楷書尤勝，以文徵明為代表。

結語：

通過對明中期論書詩所體現書學觀點分析，體現出明中時期主要的社會思潮——復古思潮。這種思潮顯發于文學領域，作用于書學領域，都以魏晉盛唐之古法為取法對象，都以「格」和「韻」進行詩文創作與批評和書學品評，在論書詩中的品評觀念具體體現為「高格」「凡格」「俗格」「高韻」。擁有著共同的審美范疇「雅」，在書法審美范疇中具體體現為「古雅」，從論書詩的角度分析「古雅」又擁有著三個審美層次：古拙、含蓄、真趣，這種辯證的、成熟的「古雅」的書法審美范疇成為明中論書詩研究的重要價值。

明中期論書詩中也體現出另一思想的萌芽——個性解放思潮。雖然明代個性解放思潮盛于晚明但是其發端于明中前期，吳門書派的先導沈周在其論書詩中贊頌宋人以「心意」作書，從論書詩這一文獻資料分析是首次打破明前期對宋人書學藝術的壓制。明中期論書詩對時人草書「百態、奇異」的品贊證明了個性尚意書風在明代中期的進一步發展。明中期心學的發展影響到文學及書學觀念的形成，心學代表觀念「性靈」「心」直接滲透到文人書家的書學觀念中，文學觀念「自然」「真」也滲透到書學觀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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