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市延慶縣西撥子公社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修路取土工程。在這個過程中，駐軍部隊的工人們意外地發現了一批窖藏青銅器。這些青銅器被埋藏在地下數千年，一直未被人們發現。

延慶縣西撥子村位于北京市延慶區八達嶺鎮，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村莊。距八達嶺約4公里。當時正在修建一條公路，部隊在拉河沙鋪路的過程中，在西撥子村東古河灘的沙窩地里。在距地表約1米深的沙土中發現五十余件青銅器，全部放在一件青銅釜內。出土器物有明顯的地方性色彩，是一批研究北方青銅文化的珍貴資料。

西撥子村位于延慶縣城南約10.8公里，為鎮政府所在地。村莊四周環繞著青山綠水，環境優美，氣候宜人。西撥子村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是延慶區的一個重要交通樞紐。

西撥子村歷史悠久，據史書記載，早在明代時期，這里就已經有村落存在。隨著歷史的演變，西撥子村逐漸發展成為了一個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村莊。西撥子村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代《西關志》中記載的「擺撥」文化。

據《西關志》記載，明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后，在昌平沙河鎮附近建起了一座行宮：鞏華城，作為巡獵和謁拜皇陵休息之用。

為了保證出行安全，專門設立一個安全保衛機構——鞏華城汛地，并在「汛」下面設「撥」，也就是沿線的巡護哨所。因此，從鞏華城由北往南一線設立了頭撥、二撥、三撥、四撥、五撥等。每個撥建有烽火台，駐十余名軍士，并配有火炮用以報警。西撥子村就是其中的一個「撥」，因此也被稱為「西撥」。

話說回來發現的這批窖藏文物全部為青銅器，有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和兵器，共十四類五十三件。計銅釜一、鼎十一、斧七、錛二、鑿四、匙一、刀七、錐一、戈一、獵鉤一、耳環一、小銅泡八件，此外還有銅鼎殘片兩片，以及六塊銅渣。

西撥子窖藏所出鼎與中原地區年代較晚的淺腹鼎形制相似，甚至腹部更淺，足部更細，年代可能已晚至春秋早期。遼西和冀北地區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后的玉皇廟文化高等級墓葬中并未見隨葬列鼎的現象，其隨葬中原式銅器的目的多是出于戰利品或財富炫耀，并未認同中原禮制。

從出土背景來看，此類銅鼎多屬于隨葬的明器，以往在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墓葬中也發現了劫掠自中原的青銅明器。故此我們認為將這些淺腹鼎視為從中原劫掠之物可能更為合理，這些明器甚至很有可能是夏家店上層文化人群直接破壞中原地區貴族墓葬所得。

在中原地區，此類淺腹鼎多流行于兩周之際，西撥子窖藏所出淺腹鼎較中原地區的同類器形態更晚，故西撥子窖藏的年代可能已晚至春秋早期。相比與以往簡單根據銅鼎口沿橫鱗紋所判定的年代，淺腹鼎作為窖藏的年代判斷依據更加精確。

綜上，西撥子窖藏的大部分器物都可在夏家店上層文化中找到類似者，淺腹鼎屬中原文化因素，可能是從中原地區劫掠而來，窖藏的年代約在春秋早期。

這批銅器出土于西撥子村東古河灘的沙地里，無人骨伴出，其性質為窖藏無疑。窖藏出土的53件青銅器全部放在銅鰒中，最大化利用了腹內空間，可見其埋藏還是較為精心的。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發掘簡報的描述及線圖細節，發現在53件銅器中至少有15件殘損，包括銅蝮1、鼎1、刀5、斧2、錛1、錐1、鑿2、戈1。

完整器物中也包括一些磨損極其嚴重的，如多件銅斧銎口磨損，刃部變形。這些殘損顯然并非埋藏過程中造成的破壞，而是在埋藏時已然殘損，如殘銅刀只見刀柄不見刀身，銅蝮無底無圈足不見其余殘片，銅鑿下端缺失，橫鱗紋鼎僅有兩口沿殘片。種種現象表明窖藏中的大多數器物在埋藏時已喪失了實用價值。

與此情況類似的窖藏見于浙江永嘉西岸窖藏，其年代約在春秋戰國之際，窖藏中出土了大量破損銅器及銅塊、錫料。兩周時期，銅仍是珍貴的金屬資源，相關銅器銘文中不乏關于上層統治者主導的南北銅料貿易的內容，如晉姜鼎、戎生鐘等。直至秦代仍有記載金屬物品回收再利用的相關制度，如《睡虎地秦簡》中的金布律。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破損銅器的回收行為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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